对儿子的思念折磨着我的心，而健康的每况愈下使我打不起精神应对南方高强度的工作。
这片地区多数是黑厂，也就是没有登记的家庭作坊，随着资金的累积慢慢壮大城工厂。在人事管理上随心所欲，日工时长达十四至十六个时，出货时加通宵是必须的。
真正的节假日是在大年和春节放假四天，平时不放假，缺货单时就算节假日。不过老板基本上是不许可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开工厂是赚钱的，不是搞慈善事业。
用劲松同事的话，老板对他所养的宠物的感情比对人还好。我被老板的狼狗咬伤之后，他很大方的报销一切医疗费用，但是绝口不提处置狼狗的事。据老工人讲，这只狼狗咬伤的工人够做一个车间了。没人不对那条狼狗又怕又恨。
老板的解释是：“这狗打过疫苗了，咬了不妨事。”而本地人的落后使他们对注射疫苗嗤之以鼻。所以老板肯给狗打疫苗已经是很仁慈很先进了。
劲松讲：“有一次，老板的儿子和狼狗同时生病了，老板选择陪狼狗打吊瓶，却让儿子包药吃。本地人生病不喜注射抗生素，首选食疗养生，次选中药调理，实在迫不得已才包西药丸剂吃。
雪玲闲来无事，想开店。我看到当时经济形势好转，劝她在闹市区置业，看好一栋一间四层三面开门的房产，售价二十五万，降到二十二万时主人态度很强硬，雪玲放弃了。三年后当地行政升级，大肆开发，这栋房子涨到九十八万，雪玲后悔不迭。
那时候，能够看到五年后发展的人，实在是不多，而看到了又有资金投资获利的人更少。
我们一起在厂区附近开餐馆，给工人包两餐，附带卖点水饺、珍珠奶茶，生意马虎过得去，于是我托弟媳含笑把儿子带过来。
见到星儿的那一刻，我的心多么紧张，自己觉得就像劲松当初见我那种感觉，惊喜中掺杂着担忧：他还能接受我吗？
已经过去一年，星儿长大了不少，胖墩墩的脸，表情却不如过去生动。总是一副呆板的神情。往日那个爱笑的家伙完全不知哪里去了。
“星儿。让妈妈抱你好不好？”我笑着伸出手臂，完全是一副曲意求怜的讨好摸样。自己都能听见声音里的颤抖。
星儿给我一个白眼，很不屑的撇开脸去，仿佛看我一眼都叫他难受似的。
“儿子，我是你妈妈，你不记得了吗？”我难受，那一瞥多么冰冷。在曾经相守的一年半里，我的儿子何曾这样对过别人，现在居然用陌生戒备、甚至是厌恶的眼神，向我表达他的抗议。
“舅妈和阿姨抱你这么久了，她们累了。到妈妈这里来好吗？”我一次次伸手，一次比一次失落。
到最后星儿不耐烦对我：“你不是我妈妈。”着一把搂紧了陪他过来的同乡静好。弟媳笑得合不拢嘴，：“星儿可听话了，听来找妈妈，笑眯眯就跟我们走了。路上我们好担心他哭闹，会不会害我们被警察当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抓起来。谁知道他把静好当成了妈妈，粘着她就不放手。”
静好是个非常静秀气的女孩，刚刚结婚，总是温柔微笑的模样。确实很讨人喜欢，难怪孩子喜欢她。
含笑看着静好的脸，打趣：“在火车上，星儿叫静好妈妈，真是太好玩了。”她笑的腰都弯了下去。
静好脸刷的红了。星儿却突然叫了一声：“妈妈——”
“看看，你看看。这难道不象你儿子吗？”
夜里星儿怎么都不肯跟我睡，一个劲叫着静好：“妈妈，我要跟你睡。”
我的心实在不是滋味。
静好没办法，红着脸：“我不是你妈妈。”和含笑一起躲出去了。
星儿看见计算器，立刻拿来抱在手里，走来走去的对着计算器：“妈妈。妈妈。”
我的心一酸，这孩子还真以为他的妈妈躲到电话里面去了。
“儿子。妈妈在这里。”我忍着眼泪堵住星儿的去路，伸手拢住他，怕他反感，不敢用力。
“你不是我妈妈！”星儿气愤地望着我，指着计算器：“妈妈在电话里。她还跟我话了。”
“这只是计算器。”我当着他的面打开，“你看，这里面是电池。哪里有妈妈？”
星儿就哭，“我要妈妈。”
我抱住他，“我就是妈妈。”
他奋力推开我。“你不是！”
劲松下班回来了，星儿马上扑过去叫爸爸。他竟然认得他，我不过早离开他两个月而已。老天竟然这样戏弄我，太残忍了吧。
劲松跟儿子亲昵了一会。那从前是我的专利啊。现在我却只能羡慕的看着。
劲松指着我：“这是你妈妈。”
好不容易跟儿子混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席卷全国，也拍散了我美好的生活。
在店里包餐的一个男孩突然被拉着警笛车带走了，工厂下令所有在外食宿的员工回厂。虽然后来被证实是一场误会，但是我们的生意却彻底泡汤了。只偶然有几个孩子来喝杯珍珠奶茶，十几块钱的进项连水电都保不住。
我们相对唏嘘，困坐愁城。
所有人都惶惶不安。
醋价飙升，我们还不得不买来在屋子里熏蒸。各种卫生用品和冷食品一路走红，超市生意好得爆棚。
比我们开业早一个月的超市，又在百米之外开了一家分店。
雪玲：“早知道就听你的开超市了。”
我只能回答。“这场疫病是天灾，撞上了也实在是没办法。”
餐馆开不成了，老乡们倒是肯来打麻将，雪玲打麻将消磨时间，总算不那么凄清。
闲来无事，在别人带来的一张参考消息上，我看到美国储备粮告急的消息。“如果谁愿意投资粮食，买来囤积，要不了一年，准能赚钱！”我不敢直接建议雪玲去投资，只是当作闲聊。
大家一笑，都：“粮食多少年没涨价了，这又是丰收年，怎么可能涨？”
“这报上美国缺粮……”我把报纸递过去，大家把麻将扒拉得噼啪作响，头都不回一下。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总不可能跟我们买粮食。”
我无话可。那时作为老百姓，每天只为了自己的嘴巴奋斗，哪里有时间看报？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有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
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我带着孩子想回家，走到一半，孩子脸红发热烦躁。本地司机警惕的问：“孩子怎么了？”
我急忙：“昨天踢被子，有点受凉。”
“我看你还是别走了。”司机好心地：“火车站是要查体温的，只要发热，就要隔离。到时候如果把你们跟真正有病的人搁在一起，反而不好了。”
我心灰意冷的原路返回，不久就从电视上看到政府公告，劝慰所有打工者原地居留，不要返乡，避免疫病在旅途中传播。
公婆也打电话要求我们别回家。
本来大家都笑我怕死，这时候也都很压抑。每天见面第一件事都是询问附近有没有人发病，唯恐病魔就在身边现身。
死神的黑手似乎时刻守候在某个被我们忽视的角落，等待着一把扼住我们脆弱的生命。每天每刻，到处都是关于某某厂又有一个员工被送走的谣言在四处流传。
怕到极致，神经绷得久了，人们忽而疲劳以至于放松了警惕，照常吃喝玩乐、逛街购物。
有人：“死就死，运气来了挡不住。还不如好吃好喝快活了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