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中＊共＊六大”结束；向忠发与蔡和森等人返回了国内，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等人为出席即将于七月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而暂缓回国。而此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张国焘则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
九月二日，向忠发回到上海，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派陈潭秋与**为“中央特派员”赴天津“改组‘顺、直省委’”。
“顺、直省委”是因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后，为重建“中＊共＊北方党组织”而成立的，所辖“京、津、冀”等地；因为，此地旧称“顺天府、直隶省”，遂将重建的“北方党组织”称为“顺、直省委”。
“顺、直省委”始建，由彭述之《任》“省委书记”；期间，推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天津，纠正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改组“顺、直省委”，由王荷波任书记。
王荷波主持“顺、直省委”工作后，与蔡和森一起制订了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方针》。并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在直隶的玉田、遵化、丰润、蓟县等县举行了“农民起义”。
但结果，非但“玉田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王荷波与“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段百川、“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王尽臣等十八人都被张作霖杀害了；‘因此，中＊共＊顺直省委、中＊共＊北平市委等机关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向忠发上台后，对此事进行了查究，并定性为“左倾盲动主义”。而因为，王荷波已经牺牲，遂将主要责任推在了蔡和森身上。
蔡和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于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六大”后不到两个月，蔡和森即被免职。
因此时，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等人尚在莫斯科；而向忠发因学识肤浅，虽是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衔头，却实无能力可统管全局。
所以，此时的中央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候补常委”兼“农委书记”的李立三负责。
且，“中＊共＊六大”召开之时，湖南又暴发了“平江起义”。
原来，还在三月十六日，“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与曾有“黄埔‘四女杰’之首”之称、时任“中＊共＊北乡特委书记”胡筠及余本健、罗纳川、李宗白等人，在平江全县组织了十万农民，发动了一场史称“三月扑城”的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声势之浩大，令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督办”程潜及“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会办”何键也惊愕了。
于是，急忙《任命》原“第八军第三师师长”阎仲儒为“清乡司令”，率部进行镇压。
“三月扑城”的农民运动被平息后不久，程潜被李宗仁撂倒；接任的鲁涤平不敢掉以轻心，遂将周磐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师”从鄂中南调入湘，以防农民运动再次萌发。
鲁涤平调周磐入湘，原是为了防范农民暴动；但他哪里知道，此举反而为中＊共＊举行又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方便。
原来，此时在周磐的军中，已有中＊共＊的党组织存在。特别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此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
彭德怀，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后，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其间，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二团党代表”段德昌。
段德昌是中＊共＊党员，曾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段德昌回到鄂中南《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
段德昌闻知“彭德怀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并升任‘第一团团长’”了，即派邓萍前往运动并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
而此时，周磐欲在“**第五师”中办一个自《任》“校长”的“随营学校”；彭德怀趁机将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黄公略推荐出《任》“随营学校副校长”。
尔后，又有中＊共＊党员贺国中《任》“随营学校教育长”、黄纯一《任》“随营学校大队长”。待“**第五师”奉调入湘时，军中已有近十名中＊共＊党员了。
于是，组建了中＊共＊的基层组织党支部，由彭德怀《任》“支部书记”。
彭德怀所部入湘后，驻于湘东北的平江；于是，七月十七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前来平江与时《任》“**第五师第一团副官”邓萍联系，并向彭德怀、邓萍等人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要彭德怀等人“伺机率部起义”。
恰在此时，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仨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被周磐察觉；于是，周磐《密令》“立即将仨人逮捕”；所幸，这一《密令》被彭德怀截获。
在此危急时刻，彭德怀即与滕代远、邓萍等人商议，决定“立即举行起义”。
且当时，“**第五师”中已三个多月不发饷了；于是，遂以“闹饷”为由，定于七月二十二日举事。果然，此招甚灵，将士因欠饷已怨声载道；稍一鼓动，即皆“愿随彭德怀举事”。
是日，彭德怀率其所部“**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城东门外的天岳书院操场上誓师《宣布》“起义”；然后，一举夺取了平江县城，非但解除了二千多守军的武装，并将作恶多端的“平江县长”刘作柱等二百多名敌猷活捉。
起义军夺取平江后，“女杰”胡筠所率的农民游击队也汇聚到了平江。
起义军将刘作柱等人惩治后，即在平江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由胡筠《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同时，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简称“红五军”。
“红五军”辖一个师，即“第十三师”；由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红五军党代表”，邓萍《任》“红五军参谋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党代表”李灿，“第四团团长”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第七团团长”兼“党代表”黄纯一。
“平江起义”暴发后，鲁涤平与何键都惊愕了，赶紧《命》阎仲儒实施镇压，并再增调六个团的兵力协剿。
顿时，起义军面临数倍于己的强敌，一场鏖战在即。
而此时，时《任》“红五军第一团团长”雷振辉被敌军的强势吓破了胆而欲“反水投敌”，被黄公略察觉后即将其枪决。
只是，如此一来，起义军的力量更是削弱了；因此，当阎仲儒率部来攻时，起义军虽是免力抵抗，但终因兵力相差悬殊而不敌。
激战一天，“红五军第七团团长”黄纯一不幸战死，伤亡三百多人损失惨重。
彭德怀见若再困守孤城硬拼，“红五军”恐有被全歼之险；于是，只得与黄公略率部突围，以保存实力为要。
于是，“红五军”放弃平江，突围到赣西北的铜鼓、修水一带，以游击战形式坚持斗争；只是，此时的“红五军”已只剩七百余人了。
就这样，“红五军”坚持在“湘、赣”边境与敌周旋，时间达数月之久。
而此时，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的“红四军”倒是在井冈山打了几个漂亮仗。
原来，鲁涤平和何键见“湘南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即又派遣“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协力清剿；俩人仗着兵力占有绝对优势，遂先后对井冈山实施了数次进剿。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朱、毛红军”则采用了“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方式，终于将杨如轩与杨池生的数次进剿都粉碎了。
五月七日的“五斗江之战”中，杨如轩所辖的“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被全歼，迫使杨如轩溃退。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又取得了“龙源口大捷”；杨池生所部大溃，其本人也身负重伤后逃至吉安才捡得一命。
“朱、毛红军”用游击战方法，非但粉碎了强敌进剿，并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拓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等地；因而，此一时期堪称为是“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期。
同时，毛＊泽＊东＊还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指导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遂成了日后“反围剿”时克敌制胜的有用方法。
就在“朱、毛红军”击退杨如轩与杨池生的数次进剿后不久，“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杜修经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上井冈山来传达“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要攻取永新后的“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以帮助中＊共＊湘南特委重建“湘南革命根据地”。
此时，朱德与毛＊泽＊东＊在刚攻取的永新城内。
于是，杜修经又赶赴永新，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召集“红四军军委”与“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以传达“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
对此，毛＊泽＊东＊认为“目前敌我态势仍是敌强我弱，向湘南发展的时机尚不成熟；现在，向敌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湘南主动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弄不好连井冈山也回不了”。故而，还是以“坚持在‘湘、赣’边界，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要”；所以，要求“‘湖南省委’能重新考虑，慎重研究后再作决定”。
参加“联席会议”的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谭震林、刘珍、贺敏学、刘家贤等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亲自执笔写了一份《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将“联席会议”上统一的意见大胆地直陈了，并列举了“不宜去湘南”的六大理由。
而此时，忽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吴尚率部又来进犯了，其先头部队的一个团已迫近宁冈”；闻此消息后，众皆失色了。
因为，宁冈是距井冈山最近的城镇，且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所在地；所以，宁冈断不可失。
为此，即决定“由朱德与陈毅率‘红四军’的‘第二十八团’与‘第二十九团’去解宁冈之危，而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留守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