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李宗仁夺取湖湘，程潜遭贬；“彰德之战”，冯玉祥攻占河南；“五·三惨案”，日军侵占济南……
却，鹿钟麟《命》孙连仲攻打彰德，刘镇华袭取大名；驻防在“直、豫”边界彰德与大名一线的“安＊国＊军”是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团”与褚玉璞的“第七方面军团”；俩人见冯玉祥后方不稳，遂也决定以攻为守、主动出击。
于是，张学良以“第二十九军军长”戢翼翘为“前敌总指挥”，率万福麟的“第八军”、富双英的“第十一军”、于学忠的“第二十军”等部、向立足未稳的孙连仲部发起攻击，张学良亲临前线督战。
因为，孙连仲的本部“第十四军”有两个师被抽调入陕、去驰援宋哲元了，兵力有所削弱；所以，只能与冯治安的“第二十三军”、郑大章的“骑兵第一军”勉力抵住“安＊国＊军”的进攻，两军在彰德相持不下。
与此同时，驻于大名的褚玉璞亦率本部“第十五军”及徐源泉的“第六军”、寇英杰的“第十二军”、孙殿英的“第十四军”、袁振清的“第十六军”等部，向已占驻南乐了的刘镇华部发起攻击。
刘镇华不敌，退守内黄、清丰。
冯玉祥见鹿钟麟的“北路军”出师不利，不由得心急如焚了；而“第四集团军”却迟迟没有北上，遂吁请李宗仁“速发兵”，以助自己突破困局。
李宗仁迟迟没有发兵北上，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心病未消。
原来，程潜主政湖南后，因其是“国民党元老”不免倚老卖老地没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欲染指湖南都被他挡回了；本来，李宗仁将湖南让与程潜甚是勉强，如今更是心中不爽了。
然而，李宗仁毕竟是“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有权处置辖区内的党、政、军一切事务，遂萌生了“不若将其撤职，以去心病”之念。
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武汉政治分会会议”上，李宗仁突然将毫无防备的程潜扣押了；然后，《电告》“南京国民政府”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飞扬跋扈，把持湘政；故特别会议决议将程潜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虽是感到愕然；但因，程潜曾反对蒋介石复职而令他也心中不爽；所以，就默许了李宗仁此为；且如此，也算是替自己出了气，免了自己动手。
只是，蒋介石明白李宗仁对程潜下手的真正用意所在；无非是为了攫取湖南后，将“粤、桂、湘、鄂、皖”连成一片，拓展其“桂系”的势力。
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当然不肯让李宗仁遂愿。
因此，五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虽是通过了“免除程潜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的《决议》，算是依从了李宗仁。但同时，蒋介石却改派鲁涤平出《任》“湖南省主席”，李明灏代理“第六军军长”。
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嫡系，虽然算不得蒋介石的人；但毕竟也不是“桂系”的人，料想他不会听命于李宗仁；所以，蒋介石才出此招，在已属“桂系”的地盘上横插了一足。
鲁涤平出《任》“湖南省主席”，李宗仁心中确是不爽；然因，刚将程潜撂倒，不宜再对鲁涤平表不满；只得暂时忍了，待后再。
李宗仁将程潜羁押、去了一块心病后，这才派遣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也北上了。
不久，先行的叶琪所部进驻许昌，鹿钟麟这才可以调兵北向。
于是，鹿钟麟率本部“第十八军”与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庞炳勋的“第二十军”驰援孙连仲，刘汝明的“第二军”与刘骥的“第三十一军”驰援刘镇华。
同时，韩复榘也率部从山东返回河南来助战了。
此时，驻守雁门关的“第三集团军”商震部终于将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团”击退，晋北的局势有了转机。
而“第三集团军”的徐永昌、李维新、谭庆林等部，也已由娘子关突入直隶，击溃“安＊国＊军”杨宇霆部后，兵锋直指石家庄。
如此一来，“安＊国＊军”的形势急转直下了。
若是京汉路被断，鏖战于彰德与大名的张学良与褚玉璞等部即有后路被截之虞；张学良与褚玉璞见情况不妙，也就不敢恋战，只得放弃彰德、大名，速沿京汉路后撤退守保定。
于是，被称为“直、豫之咽喉”的彰德在相持二十天后，终于被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攻取。
而此时，樊钟秀也已在进攻洛阳时受挫；于是，樊钟秀《通电》“下野”，去上海闲居。
如此，河南的局势改观，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可无所顾虑地深入直隶了。
且，“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一路袭取济宁、泰安等地后，很快就兵临济南城下。
此时，败退在济南的张宗昌与孙传芳都已一蹶不振，自知无力可再与“北伐军”抗衡，但又不甘心将济南拱手让于“北伐军”。
于是，张宗昌派遣他的“参谋长”金寿良赴青岛搬救兵，欲请驻于青岛的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派兵来济南、帮他阻截“北伐军”，交换条件是“让出济南的商埠区给日本”。
福田彦助对于济南早已垂涎三尺，张宗昌此举正中他的下怀；于是，福田彦助立即向首相田中义一报告。
田中义一对于蒋介石没有听取“青山会谈”时自己要他“缓图‘北伐’”之言，心中已是不爽、正欲加以阻挠。
何况，在田中义一眼中，胶济线乃至整个山东半岛应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现在，“北伐军”抵达山东的济南了，危及到日本的利益、正可插手干预。如今，张宗昌的主动相邀是天赐良机、不可错失。
于是，田中义一即给福田彦助《训令》，要他“不失时机地立即抢占济南”。
福田彦助接此《训令》后，即放手而为。
因为，济南是开埠的内陆城市，有二千多名日本“侨民”；于是，福田彦助派遣“第十一旅团”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开赴济南。
同时，福田彦助趁机要求张宗昌“干脆将整个济南都交给他”，让“日军”来对付“北伐军”。
张宗昌见福田彦助狮子大开口地得寸进尺，这才觉到了日本人也在打他的主意；而眼下，“北伐军”已大军压境，日本人又虎视眈眈；看来，自己不是伤在“北伐军”手上，也会死在日本人枪口下；这济南迟早不是自己的，那就干脆将它抛弃，让“北伐军”与日本人去争食。
于是，张宗昌与孙传芳就又弃城而逃；俩人渡过黄河后，仓皇地逃往直隶的德州。
张宗昌与孙传芳逃离后，“北伐军”即进驻济南。
此时，福田彦助派遣的“第十一旅团”尚未到来；然而，一些日本“浪人”却已组织了所谓的“‘日侨’义勇团”，在有“日侨”居住的街区垒起路障，阻止“北伐军”进入。
鉴于此，蒋介石下《令》约束将士，以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引来麻烦。
同时，《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以维持秩序控制大局。
还特意在“外交部”名下设立了一个“交涉署”，《任命》“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为“山东特派交涉员”，以处理和交涉可能出现的涉外事件；“交涉署”则设置在济南的经四路与纬六路交界处，以便于交涉。
就在“北伐军”进城后不久，“日军第十一旅团”也接踵而至了。
“日军”进驻济南后，即把使馆区及有“日侨”居住的经一路、经二路、经六路、纬一路、纬三路、纬六路、纬十路等大片区域划为“日军”的守备区。
同时，还将济南城内的商埠区、车站、医院、邮局等地也都划为了“日军”的警戒区；并张贴《布告》称：“无论何军进入警戒区，一律解除武装。”俨然以占领军自居。
五月三日上午，“‘北伐军’第四十军”中有一名士兵因病被送往基督教医院治疗，却遭到了日本士兵的阻挠，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谁知，“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了一名中国士兵；其余的中国士兵赶紧逃入医院，也被“日军”包围后缴了械。
事件发生后，“‘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的“宣传员”韦云彬在林祥街上宣传以揭露“日军”暴行；却又被一批日本“浪人”枪杀了，另有在现场围观的数名民众死伤。
接着，“日军”又出动大批军力、到处捕人，中**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零星的抵抗。
蒋介石闻《报》后，担心“事态扩大、失去控制”；为此，即《命》随行的“外交部长”黄郛去与“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交涉，希望通过他提醒福田彦助“能约束自己的部下、以平息事态”。
然而，福田彦助却通过有“支那通”之称的佐佐木到一向蒋介石提出了“中**队必须先行停火”的要求，并威吓道：“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
果然，蒋介石被吓唬住了，即《命令》自己的将士：“停止还击，不可妄动。”
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下的《命令》，谁敢不遵？“北伐军”将士虽是心中不甘，也只得忍气吞声地执行。
然而，“北伐军”停止还击后，“日军”却得寸进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