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散了架。赵家低头办事,李家主动交账,陈家闭门不出——这在三个月前谁敢想?那时候我递一份清丈令出去,能被他们当众撕了扔进茅坑。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不是那个任人揉捏的沈家嫡女,也不是靠家族荫庇混日子的小官。我现在手里有铜符,有权柄,有能掀桌子的底气。
百姓说我清官,说我是女中豪杰,听着挺热闹,其实也就那样。清官?清官能挡刀吗?能压得住那些藏在暗处的手吗?不能。他们要的是一个能替他们说话的人,而我要的,是让自己永远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所以我不接那些谢礼,也不听那些颂词。鸡蛋、米糕、瓜果,我都让人原样退回去。不是我不领情,是我不能领。一领,就成了他们的“青天”,就得一辈子背着这份恩情走下去。我不想当谁的救星,我只想做我自己命运的主人。
袖子里的铜符还凉着,贴着手臂的皮肤,有点刺骨。但我攥得紧。这东西比什么名声都实在,它代表的是直隶道监察权,是朝廷给我的一把刀。虽然还不算太锋利,但已经够割开几条血管了。
我抬眼往远处看。
地平线那儿雾蒙蒙的,太阳升得高了些,照得山脊发白。南坪的水田反着光,像撒了一层碎银。集市上人来人往,布棚下的秤砣起起落落,有人争斤论两,有人笑着拍肩。一条新修的土路从城门口延伸出去,通往更远的村落。路上有驴车,有挑担的农夫,还有几个背着书箱的童子,大概是去县学读书的。
这地方活过来了。
前世我死的时候,脑子里最后的画面是顾家祠堂的红灯笼,风吹得晃荡,像滴血。那时我以为嫁得好就是出路,以为忍一忍就能平安一生。结果呢?妹妹抢了我的婚事,嫡母把我塞进轿子冲喜,我在边陲病了三年,没人管,也没人问,最后一口气断在漏雨的屋檐下。
现在我站在这里,脚下踩的是我自己打下来的地盘。
谁还能把我塞进轿子?
风忽然大了一阵,吹得我外袍鼓起来,衣摆猎猎作响。我抬手按了按帽子,没回头。身后只有空台阶,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税制还是乱的,有些大户偷偷改契书,把良田写成荒地;吏员里也有蛀虫,收黑钱放人过关;还有些豪强占着山林湖泽不让百姓靠近,说是祖上传下的产业。这些都不是一纸政令就能解决的事。
但我有的是时间。
而且我现在不止一个人在走这条路。府衙里的差役办事利索了,乡里的里正也敢开口提要求了,就连那些原本躲在后面的商户,也开始试探着递折子上来,问能不能参与下一阶段的工程投标。
人心动了。
只要人心动了,局面就还能推。
我摸了摸腰间的文书袋,里面装着昨夜拟的一份草案——《田赋分级核定试行办法》。还没发下去,也不急。这种事得等风再刮一阵,等那些还在观望的人自己坐不住。我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推一把,让他们没得选。
就像对付赵家那样。
想到这儿,我嘴角轻轻抽了一下,不是笑,是松了点劲。绷得太久,脸都僵了。
我不是天生就会玩这些手段的。前世我信亲情,信承诺,信“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狗屁话,结果被人当成垫脚石踩到底。这一世我带着记忆回来,一条条看着他们怎么算计我,怎么把我推进火坑,所以我提前十年布局,一点一点把该拿的东西抢回来。
我不恨。
恨太累,也太没用。我只记仇,记得清楚,还得干脆。谁挡我路,我就拆他墙角;谁想踩我头,我就先砍他腿。
至于未来?
未来当然不会太平。
我这点成绩,在整个朝局里还不够塞牙缝。上面还有尚书省盯着,有御史台虎视眈眈,说不定哪天就有钦差下来查我“结党营私”“擅权妄为”。地方上也还有没冒头的对手,指不定藏在哪座宅院里画着我的命格,等着时机动手。
但我无所谓。
他们要斗,我就奉陪。他们要玩阴的,我就掀桌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决定我的去向,也不会再因为“体面”“规矩”把自己绑上祭坛。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铜符。
它还是冰的,但我已经习惯了。
远处传来一阵孩童的喊声,隐约又唱起了那首童谣:“清官沈,不偏私,丈田亩,免苛税!”声音断断续续,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我没回头,也没应。
清官也好,贪官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的话能不能落地,我的令能不能执行到底。
我转身面向东方。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照在脸上有些烫。山下的城池开始热闹起来,早市散了,新的活计正在展开。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站着没动,像一根钉进石头的桩。
风停了片刻,衣摆缓缓落下。
但我知道,这根桩,不会再被人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