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日,天刚亮透,县衙的门还没完全打开,我那份《合规商户优先承揽名录》已经贴到了告示栏正中间。
油墨还没干,纸角被晨风掀着扑棱,像在扇谁的脸。
我站在二堂檐下喝了口热茶,没去看外面围了多少人,只听见甲走低声回禀:“孙家派了两个管事过来,想求见,被挡在门外。李家那边……也来了个老仆,说是送节礼,其实是探风声。”
我嗯了一声,把茶碗放下。
这年头,消息比驴跑得快。赵家倒了,新政红利摆在眼前,谁不眼红?可我又没说谁都能分一口,规矩就写在墙上——**合作得利,抗拒受惩**。
昨夜我让人把另外两道细则也誊抄好了,《土地直缴赋税奖励办法》和《违规世家公示制度》,一并盖印下发。尤其是那条“近三年无重大违规”,我没给明确定义,就留着这个空子,让他们自己猜去。
猜着猜着,就得互相瞪眼。
上午巳时,我在公堂上召见各县报务文书。照例是听粮册、水利、商税三块进展,听着听着,底下有人开始交头接耳。
不是因为我说话多精彩,而是我特意让文书官把赵家那份“三百二十顷地直缴登记清册”当众念了一遍。
一字不落。
念完之后,我还问了一句:“诸位可有异议?”
没人应。
但我知道,坐在角落里的李家代表,手指一直在抖。他旁边陈家的管事低头盯着鞋尖,嘴角抽了一下。
这反应够了。
中午前,我授意老周——就是那个常年蹲在衙门口卖凉粉的瘸腿汉子,实则是我布在市井的眼线之一——把一张“内部评估表”塞进了茶楼的账本里。
表上列了五大家族,打着红蓝铅笔的评级符号:孙家“高危一级”,李家“可控二级”,陈家“观望三级”,赵家直接标了个绿勾,写着“已归顺”。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草案,勿传**。
越写“勿传”,传得越疯。
下午我去了一趟北街米行,听见两个掌柜压低声音聊:“你听说没?孙老爷家去年强征三十个佃户修祠堂的事,是不是被记进‘重大违规’里了?”
另一个冷笑:“谁知道呢?倒是李家小子娶妾抢田那档子事儿,也不干净。现在互相揭短吧,我看他们还能抱团到几时。”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转身就走了。
这种时候,我不用说话。只要风起了,草自然会倒。
第二天清晨,县衙议事厅外摆起了长桌,搭了棚子,挂上了红布横幅——“新政成果展”。
不是什么大场面,但足够扎眼。
桌上摊着已完成的土地登记册原件,新开渠段的图纸铺了整整三张案板,最显眼的位置,放着首批合规工程中标名单,赵家的名字赫然在列,项目是“南坪北坡主渠加固”,工期三个月,拨款清晰,流程完整。
来观礼的不只是乡老里正,还有不少中小商户和自耕农。他们看得认真,有人指着图纸问我:“沈大人,这渠要是修好了,我家那两亩旱地能不能通水?”
我说能。
周围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带着点希望的那种。
而原本说好要一起来“抗议新政偏颇”的孙、李、陈三家代表,一个都没到齐。孙家干脆缺席,李家来了个远房亲戚,站了一会儿就走了,陈家倒是派了正经管事,可全程低着头,连茶都没喝一口。
我知道,他们在怕。
怕被当成出头鸟,更怕被别人当成可以踩一脚换好处的垫脚石。
当天夜里,我坐在书房,朱笔蘸饱了墨,在一份文书上写下四个字:**准予公示**。
《违规公示令》第一号,点名孙家旗下两处田庄涉嫌虚报亩数、逃避直缴,责令七日内自查上报,逾期将依法严办。
文书由快马加急送往各乡各镇,明日一早,全县皆知。
我吹灭蜡烛前,看了眼沙漏——还剩半刻。
这一把火,烧的是孙家,照的却是所有人的心。
第三日清晨,消息传来:李家连夜写了自查申请,派人送到衙门,态度诚恳,表示“愿配合新政,纠正过往疏漏”。陈家闭门谢客,拒不见任何访客,但暗地里把自家田契重新整理了一遍,准备随时呈交。
至于孙家?
据甲走回报,昨夜府宅灯火通明,今早却无人出门,连平日嚣张的护院都缩在门房里不敢露头。
联盟散了。
不是谁宣布的,是他们自己走的。
一个,两个,悄无声息地退场。
我坐在县衙内堂,手里批着各地呈报的新政执行文书,朱笔一笔一划划过纸面,稳得不像在杀人。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青砖地上,映出一道笔直的光影。
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