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出了城门,轮子从青石板碾到土道上,颠得我后槽牙发酸。
甲在前头赶车,背挺得跟枪杆似的,连根汗毛都不敢乱动。也是,昨儿个刑部那摊子事刚捋顺,谁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啥。他以为我还得杀几个贪官祭天,结果我一早起来就说:“走,去柳河村。”
不是查案子,也不是抓人,就是看看地。
春耕都开始了,田里到底是个什么光景,不能光听下面报。那些账册写得再漂亮,纸上种出的粮食喂不饱活人。我得亲眼看见犁翻了土,看见种子埋进地里,才算数。
到了村口,我把外袍脱了往车上一扔,只穿件半旧的靛蓝布衫就下了地。甲想拦,张了张嘴又闭上。他知道拦不住。这身衣服还是去年来的时候做的,沾过泥、蹭过草、被碎石划出过口子,补丁摞补丁,但结实。
田埂上几个孩子蹲着玩弹珠,见我走近抬头看了一眼,也没跑,继续趴那儿拨拉。一个小丫头还冲我咧嘴一笑,缺了颗门牙。
挺好,不怕官的人,日子才真有起色。
我顺着垄沟往里走,脚底踩的是新翻的黑土,松软,带潮气。远处几户人家正套牛犁田,吆喝声断断续续飘过来。一家老汉蹲在地头抽烟,膝盖上摊着张纸——那是我让人统一印的地契模板,盖了官印,按了手印,五年不加租,赋税三成封顶。
“老爷子,瞅啥呢?”我挨着他坐下。
他抬眼看了看我,没认出来,也不慌,指着手里的纸:“就看这玩意儿,以前哪敢想?祖上三代都没摸过自家地契。”
“现在有了?”
“有了!”他猛吸一口烟袋,吐出一团灰白,“南坡那五亩荒地,去年归我名下,今儿个一早就犁上了。种麦子,留两成作口粮,剩下的卖了换油盐。”
旁边一个年轻妇人抱着孩子走过来,插话:“我家也分了三亩,去年这时候锅都揭不开,娃瘦得像柴火棍。今年开春买了半只小羊羔,打算养着将来娶媳妇用。”
我没接话,只低头看她怀里那孩子。脸蛋是圆的,手指胖嘟嘟的,正攥着娘亲衣角往嘴里塞。
这种变化,比一万份奏折都管用。
我又问了几家,情况大差不差。有人把地转包出去自己进城做短工的,也有联合几家凑钱买铁犁共用的。最让我意外的是,村里居然自发搞了个“换工队”,你帮我插秧,我帮你割稻,记工时不记钱,全靠信誉。
我说:“官府可没教你们这个。”
一个中年汉子嘿嘿笑:“您不收重税,不抢粮,咱们自然就敢合伙干事了。以前谁信别人?怕被坑,怕遭灾,怕明天地就没了。现在不一样了,地在手里,心也踏实。”
我点点头,没多说。
但心里那根绷了两年的弦,轻轻颤了一下。
这不是权谋,也不是算计,更不是朝堂上那一套你来我往的虚招子。这是实打实的活路,是人从泥里爬出来后第一口喘上的气。
我转身往县城走,没坐车,步行。
路上经过集市,人不少。米铺堆满麻袋,掌柜坐在门口嗑瓜子;布摊前挤着一群妇人挑花色,叽叽喳喳讨价还价;铁器店门口排着长队,都是等着订农具的。
我在一家账房门口站住,敲了敲门框。
管事认识我,赶紧起身:“沈大人!您怎么来了?”
“查个数。”我把腰牌递过去,“本月商税入库多少?”
他翻账本:“三千二百两,比上月多八百,同比去年……翻了一倍都不止。”
“结构呢?”
“啊?”
“别光看总数,”我指着账页,“告诉我哪些类目涨了。要是全是香烛纸马卖得好,那就是百姓在烧高香谢天谢地,不算真回暖。”
他愣了下,赶紧重新梳理。片刻后抬头:“农具占三成,布匹两成,建材一成半,余下是油盐酱醋和牲畜交易。确实……不是单一品类冲上去的。”
我嗯了一声,抽回腰牌,转身就走。
走到街角,听见他在后面小声跟伙计嘀咕:“这位真是怪,不查贪官,不抓奸细,倒来盯我们这点小生意……”
我嘴角扯了扯。
他们不懂,政令能不能落地,不在圣旨多严厉,而在百姓敢不敢花钱。敢买锄头的人多了,说明他们相信明年还能种地;敢给孩子添新衣的人多了,说明他们觉得日子能过下去。
这才是改革真正站住了脚。
傍晚时我登了城西了望台。风比早上大了些,吹得袖子啪啪响。底下万家灯火渐次亮起,哪家做饭冒烟,哪家孩子在院里追鸡,看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前世这个时候,这儿还在闹饥荒。饿死的人太多,连埋都来不及埋。如今炊烟连片,狗叫鸡鸣,吵得耳朵疼。
我从袖子里抽出一份新报上来的农产汇总表,还没看完。
但我已经知道了下一步该做什么。
田制改完了,人心稳了,可吏治还烂着;赋役减了,百姓松了口气,可法度仍是空架子。上面一道令,下面十种解法,今天我能压得住,明天换个地方呢?
我捏紧了手里那张纸。
这才哪到哪。
风把一页报表掀了起来,我伸手按住,指尖沾了点夜露。
远处,有个孩子在喊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