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还照在那杯冷茶上,我盯着它看了两息,转身吹灭了灯。
第三天夜里,情报送到手上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不用再等了。新贵E那边断了往来,白莲花女配烧信换人,两只纸老虎已经开始互相提防。这种时候不冲,难道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再联手给我使绊子?
天刚蒙蒙亮,我披上外袍就出了门。县衙门口,巡查队已经整装待发,马蹄裹着布,连铁掌都用麻绳缠了三层——动静越小,走得越远。
“走。”我说。
第一站是三河县南庄。这地方前些日子文书被拒收,说是“暂存待议”,其实就是等着京城那边放话。现在没人给他们撑腰了,我看谁还敢把朝廷的令子当废纸。
到了村口,太阳刚爬上树梢。几个农夫蹲在田埂上啃干饼,见我们一行骑马过来,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也是,这些年官差下来,不是催税就是抓丁,谁见了不怕?
我没让他们摆仪仗,也没让随从吆喝开道。翻身下马,自己走到田头,问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汉:“你们这儿的地重分,开始了吗?”
老头愣了一下,摇头:“还没……里正说要等上头批文。”
“批文三天前就到了。”我回头对甲说,“把备案册子拿出来。”
甲递上红皮簿子,我翻到南庄那页,指着几处名字:“这几户,按新规该分河湾那片熟地,怎么还在登记贫土坡?”
旁边一个穿青衫的小吏支吾着解释:“这、这是乡老们商议的……肥田得留给有功名的人家子弟,不然……”
“不然怎样?”我打断他,“不然明年颗粒无收,他们能拿功名去煮饭吃?”
周围一下子静了。
我懒得跟他掰扯,直接下令:“今日午时前,重新划地公示。原定该分良田的十户人家,名单贴村口。谁敢私改,革职查办,永不叙用。”
又转向那几个农夫:“你们也听着,从今往后,土地契约一式三份,一份你拿,一份村里存,一份送县衙备案。谁要是敢半夜偷换你的地契——”我顿了顿,“你就敲锣,直接来县衙击鼓告我。”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真能告?您是大官……”
“我能让你告。”我说,“而且我会查。”
说完,命人打开随行粮车,搬下五十袋粟米和二十包耐旱麦种。这些都是早前从国库调拨的春赈物资,专供赤贫户。我亲自点了五十七户人家的名字,一个个核对户籍,发下去的时候,特意让文书高声念出条款:
“此为朝廷特批春种粮,免息免还,三年内不加赋。若有官吏以此为由多征钱粮,即刻上报,核实后主事者流放三千里。”
有个老太太接过粮袋,手抖得几乎抱不住。她儿子赶紧上前接住,跪在地上磕了个头。我没拦,也没扶。这时候说什么“为民父母”都是虚的,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几句漂亮话。
中午没回县衙,就在晒谷场搭了个简易棚子。我让人把《均田令细则》抄成大字报,贴在木板上,找了个嗓门大的属吏一条条念。百姓围了一圈又一圈,起初还有人交头接耳,怕是骗人的。
直到我把三份示范契约当场签了,亲手交给三个农户代表。
“你们拿着这个,回去好好收着。”我说,“明天起,全县各村轮流丈量土地,我不走,就在这儿盯着。谁想糊弄,趁早收手。我现在不信嘴,只认地界桩和红印泥。”
有个年轻人壮着胆子问:“要是……乡绅抢地呢?”
“抢?”我笑了下,“你现在手里这份契约,就是刀。你去告,我去砍。我沈清辞站在这儿一天,就不许谁把刚发下去的田再抢回去。”
话音落,掌声居然响了起来。不算热烈,但真实。
下午转去北塘村,发现账册有问题——虚报了十二户“逃民”,明显想套减免额度。我当场叫来里正和村老,把原始户籍一对,人根本不存在。那几个老头脸色唰地白了。
“你们是想帮百姓,还是想坑百姓?”我拍了下桌子,“减税是为了活人,不是喂蛀虫。”
最后决定:虚报户全部注销,相关责任人记过留档,三年不得参与村务。同时宣布,今后所有减免名单必须公示七日,允许村民实名举报,查实奖励三斗米。
走的时候,夕阳已经压到山脊。
随从劝我回城歇一晚:“明日再去柳河村也不迟,这一路颠得厉害,您肩膀都僵了。”
我摇头:“不行。改革最怕虎头蛇尾。今天百姓肯信,是因为我还在。明天我不在,谣言就能卷土重来。人心热得快,冷得更快。”
队伍继续往西北行。夜风吹得火把忽明忽暗,映在我骑的马上。柳河村还没通官道,最后一段得步行。我下了马,带头往前走。
有人低声说:“听说那儿有豪强占了二十年的河滩地,犁都插不进去。”
“那就让我这把犁,先破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