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说来就来,连个招呼都没打。
头天晚上天气预报还说有回暖的迹象,第二天一早,省城的气温就断崖式地掉进了冰窟窿里。
比起外头刮得路人睁不开眼的大风,天衡资本那纸“暂缓投资”的公告,才是真正席卷了这座城市的一场暴风雪。
溯源办办公室里的暖气似乎失去了作用。老周把一份带着油墨味的本地早报重重地拍在我的办公桌上,脸上的肉因为憋屈而微微抽搐着。
“林队,你看看这帮握笔杆子的,平时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倒好,风向一变,全成了天衡资本的传声筒了!”
我低头扫了一眼报纸头版。加粗的黑体字标题大得刺眼:《外资暂缓步履:是市场洗牌,还是被‘过度调查’吓退?》
文章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重案溯源办,但字里行间全是在含沙射影。大意就是,某些执法部门为了翻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不顾大局,生生把给城市带来几万个就业岗位的外资企业逼到了墙角,这种“折腾”,最终买单的只会是老百姓。
“不光是报纸。”何诚在一旁盯着电脑屏幕,声音闷闷的,“我刚才给经侦那边的兄弟打了个电话。天衡下面的三个在建项目一停工,材料供应商全疯了,一大早就去市政府门口讨要货款。本来答应给这些供应商过桥贷款的几家本地银行,今天一早全默契地按了暂停键。都在观望。”
这就是闻笙的高明之处。
她根本不需要跟我们硬碰硬,她只需要把手里的水龙头轻轻一关,这座早就习惯了天衡资本输血的城市,立刻就会陷入干渴和恐慌。那些被断了粮的供应商、拿不到工资的工人、甚至是为了政绩发愁的官员,全都会自发地变成她的长矛,转过头来狠狠地刺向我们。
我端起桌上那杯早就凉透的茶,喝了一大口,把那股子苦涩咽进肚子里。
“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写怎么写。天塌下来有省厅顶着,咱们只管查案子。”我强压着心头的烦躁,刚想给老周布置下一步的摸排任务,走廊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吵闹声。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我们是来找林主任要个说法的!”
“让开!今天见不到管事的人,我们就不走了!”
我眉头一皱,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
走廊的尽头,几个一楼大厅的保安正拼命拦着五六个年轻小伙子。这几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身上穿着沾满白灰和泥点子的迷彩服,手里还拎着黄色的安全帽。他们虽然情绪激动,脸红脖子粗地在往里挤,但并没有动手打人,只是眼神里透着一股被逼到绝境的焦急。
“怎么回事?”我走过去,沉声问道。
保安满头大汗地回头:“林主任,这几个是天衡国际新城工地的塔吊工和架子工。今天一早工地贴了封条停工了,工头也跑了。他们非说是咱们公安局把大老板抓了,非要上来找您要工资……”
听到“天衡国际新城”,我心里猛地一沉。
“让他们过来吧。”我冲保安挥了挥手。
那几个年轻工人见我发话,挣脱了保安的阻拦,大步走到我面前。领头的是个皮肤晒得黝黑、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的小伙子。他死死盯着我身上的警服,眼眶红通通的。
“你就是林主任?”黑小伙咬着牙,胸口剧烈起伏着。
“我是林远。外面冷,进屋说。”我转身推开一间空着的接待室的门,示意他们进来。
几个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攥着安全帽走了进去。
老周和何诚也跟了进来,何诚去饮水机旁拿纸杯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热水。
黑小伙没接水,他把安全帽放在桌子上,盯着我,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和委屈。
“林主任,我们不懂什么大道理,也不懂你们当官的在查什么大案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干了半年的活,眼看要过年了,家里老娘等着钱看病,老婆等着钱买奶粉。”
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今天早上,工棚里的电断了,食堂的伙食也没了。工头说,是你们溯源办为了查三十年前的旧账,把天衡资本给查跑了!大老板不投钱了,工地黄了。”
旁边一个看起来年纪更小的男孩,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警官,你们抓坏人我们老百姓支持,可是……可是天衡要是真撤了,我们的血汗钱找谁要啊?我下个月还要结婚呢……”
接待室里安静得有些压抑。
我看着他们粗糙的双手和沾着泥土的鞋,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如果是胡搅蛮缠的流氓,我可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铐起来。可是面对这群靠出卖力气养家糊口、现在却连明天早饭在哪都不知道的年轻人,我嘴里那些关于“程序正义”、“国有资产流失”的大道理,突然变得苍白无力。
在生存面前,三十年前的旧账,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兄弟们。”
我没有坐在舒服的靠背椅上,而是拉了一把折叠椅,跟他们面对面地坐下。
“我林远是个警察,不是财神爷。我今天没办法从抽屉里变出现金来发给你们,我也不会给你们开什么‘明天就把钱要回来’的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