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蒋介石虽是已有取胜的把握，但心底里多少还是有所顾虑；因为，张作霖毕竟还没有把老本输光；若是把他迫急了，定会狗急跳墙地拼个你死我活；真要那样，到头来自己或也会赔进去许多。而现在，张作霖愿意退出“京、津”，自己则可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得此两地而完成“北伐”大业；这一得一失的两笔账、谁都会算，蒋介石心中当然也清楚；看来，自己还是捞取眼前的实惠为好。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决定“同意‘休战’了”，并立即给予回应。
于是，蒋介石让已兵临北京城下了的阎锡山出面，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去与张作霖谈判，并负责接收“京、津”。
阎锡山受《命》后，则派遣“山西民政厅长”南桂馨、“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孔繁蔚为“代表”，进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等人谈判，以商议“有关和平接收‘京、津’事宜”。
双方很快议定“‘安＊国＊军’主动让出‘京、津’及直隶，而‘国民政府’须给‘安＊国＊军’撤离以方便”。
对此，“国民政府”当然答应，并满口承诺：“‘奉军’撤离时，‘国民政府’的军队绝不追击。”
如此，谈判告成；“奉军”可以放心地撤退了，张作霖则也决定“离京返回奉天”。
因此前，张作霖已遭遇过多次暗杀；所幸自己命大，都让他躲过了。为此，张作霖每次出行，都多了一个心眼；这次亦然，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
然而，张作霖知道，自己因“反苏”、“反赤”已得罪苏联人太深，因遏力阻止“蒙满五路”的修筑也得罪了日本人；因此，苏联人或日本人都会想要他的命；所以，无论走哪条道都无“绝对安全”可言。
且取道古北口走的是公路、坎坷不平、要受颠簸之苦，过惯戎马生涯的张作霖倒是呒啥，但随同返回的家人如何受得了？再，取道古北口沿途荒野多山；若真有人要暗算自己，反而利于其埋伏阻击；因此，看来这并非可取之道。
而此时，“奉天省长”刘尚清闻知“张大帅要返回奉天”，即已向京奉铁路沿线各县发出《密电》“务须妥为警备，毋可疏懈”。
先期退至榆关了的张作相，也已在北京至榆关的铁路沿线增派军队、严密设防。而坐镇奉天的吴俊升，也在榆关至奉天的铁路沿线加强了防备。
如此，北京至奉天的铁路沿线都已严加防范了，看来是万无一失。
张作霖闻《报》后，心想“是呀，京奉铁路毕竟是由自己控制的，看来还是走铁路保险。”因此，张作霖决定了“乘火车回奉天”。
不过，张作霖为防万一、又故意布了个**阵。
先是，将原定于六月一日的行程往后推迟了一天；而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又让他的“五姨太”及一班“仆役人”等登车先行，自己却延至三日子夜一时才启程。张作霖以为，自己如此三易其时、变化无常，即使有人想图谋他、也定会扑空。
但是，张作霖哪里知道，虽是他十分乖觉，还是躲不过被暗算、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原来，田中义一迟疑不决之时，日本陆军军部中要求“去除张作霖”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更是耐不住了，在他觉得“除了杀死张作霖，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于是，村冈长太郎打算撇开田中义一而自己行动了，决定派遣“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去刺杀张作霖。
然而，“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却认为“张作霖在北京耳目众多、防范严密，赴京行刺恐难成功且会打草惊蛇；不如在他返回东北途中动手，方可一举成功。”
村冈长太郎然其言，遂将“刺杀张作霖”的任务、改交于了河本大作，并关照“只可成功，不得有误。”
河本大作受《命》后，即在“关东军参谋部”里挑选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然后，制订了一套严密的《暗杀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
就这样，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合谋后张网以待，只等张作霖前来送死；只是，张作霖自己还懵懂未觉，田中义一也不知情。
而张作霖三易其时后，这才觉得“可以安全出行、离京回奉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子夜，张作霖在其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及时任“安＊国＊军＊政府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潘复、“农工总长”莫德惠、“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总司令部参谋长”于国翰、“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与仪峨诚也等人陪同下，偕同他的“六姨太”马岳清、“三公子”张学曾及“大帅府副官”王宪武、“管家”温守善、“医官”杜泽先等人，乘坐“泰山”号专列、终于启程返回奉天了。
车至天津，靳云鹏、潘复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皆因有事下了车，换上了前“交通总长”常荫槐陪乘。车抵山海关，早已迎候的吴俊升也上车陪行了。
一路上，透过车窗可见，铁路沿线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都有兵士守备着；看来，固然是戒备森严、万无一失，纵然是有**加害自己也无从下手。
六月四日凌晨，专车驶进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等人也已在车站迎候；并告知“奉天省长”刘尚清“已率武官员在奉天新站迎候”。
皇姑屯是奉天的一个站，到了此地也就抵达了奉天，曾经悬着的心则可放下了。
且因离终点站已是不远，也就只有张景惠上车陪同，齐恩铭则驾车原路返回。然后，专列又缓缓启动继续向终点站驶进。
皇姑屯车站以东不远就是老道口和三洞桥，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在此交叉；京奉铁路在下，南满铁路在上。
因为，南满铁路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修筑并管理，沿线两侧都被划归“日军”的警戒区；因此，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老道口和三洞桥，也就在“日军”的警戒区内，不远处即设有“日军”的岗楼；所以，吴俊升的军队在此处没能布防。
谁知，正是此处的失防，给张作霖和他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原来，河本大作正是选中了此地；他派人在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下埋了大批**，将导线引至不远处的岗楼中，只待张作霖的专列到来、就起爆。
果然，当专列驶至三洞桥，忽然一声巨响，事先埋在桥下的**被引爆；有十多节车厢的专列，顿时被炸得都脱轨掀翻、甚至于粉碎；死者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伤者大声惊呼、哭嚎不止。
张作霖的“六姨太”马岳清及莫德惠、温守善、张景惠、刘哲、于国翰、“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等人，都程度不等地受了伤。
而张作霖乘坐的那节曾供“慈禧太后”专用、有“蓝钢车”之称的豪华车厢，被崩出有三、四丈远；陪同张作霖的吴俊升，已被一枚铁路道钉穿入脑部而当场毙命了。
张作霖虽然没有当场丧生，但已满身是血伤势甚重。
幸免于难的“三公子”张学曾、“副官”王宪武、“医官”杜泽先等人忙乱中终于找到了张大帅，众人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加以救护。
此时，刚离开皇姑屯车站的齐恩铭忽闻三洞桥方向响起爆炸声，知道必是发生了意外；于是，赶紧也驶至三洞桥。
于是，张学曾、王宪武、杜泽先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张作霖塞进齐恩铭的车内；然后，极速地奔往“大帅府”。
齐恩铭等人将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后，立即送上了张作霖“五姨太”的青楼。
此时，在奉天新站迎候的刘尚清等人闻讯后也接踵而至了。刘尚清见“大帅府”内乱作一团，则一面约束众人、不可慌乱，一面立即组织对张作霖进行抢救。
然而，终因伤势太重，张作霖没能留下一句“遗言”即于当日上午九时不治身亡。
就这样，堪称乱世枭雄的“东北王”张作霖遽然离世了。因为，事发地离皇姑屯车站不远；故而，史称“皇姑屯事件”或“皇姑屯炸车案”。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刘尚清揣知必是日本人所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除去已被其视为绊脚石了的张作霖；然后，趁‘安＊国＊军’群龙无首之机，占领奉天进而控制东三省”。
事发当天，日本陆军部立即有关“皇姑屯事件”发表《声明》以示自己“清白”；同时，“关东军”以“协助勘查”之名将“出事地段封锁了”；并按《计划》将“已准备了的两名中国人杀死后、抛尸于现场当了替死鬼”，诳称“是炸车的间谍，被当场击毙”；且在两具“尸体”的衣袋中、故意放置了“‘国民政府’指示其行动”的《手谕》，欲以此“嫁祸于南方‘国民政府’而为自己开脱”。
果然，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后，日本人即用“中、日”两种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以证明“‘皇姑屯炸车案’与‘日军’无关，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指使人所为”。
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明眼人很容易就能识破，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不打自招。
然因，刘尚清见张大帅已命归西天，“安＊国＊军＊政府”失了主心骨；即使明知是日本人所为，却也不敢将事情挑明了而与日本人翻脸；再，在此节骨眼上、东三省该何去何从？这却是摆在刘尚清面前的最大难题，令他一时不知所措了。
时有深沉练达的“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藏式毅建议：“应秘不发丧并严密封锁消息，绝不可让日本人获知张大帅的死讯。”同时，赶紧通知张学良，要他“返回奉天，主持大局”。
刘尚清采纳了藏式毅之言，遂故意放话“张大帅只是受伤，并无大碍，不久即可视事”。
于是，“大帅府”内一切如常，未见悲怆之态、不闻哭泣之声；每天，厨房照常为张大帅张罗膳食；“医官”杜泽先按时为张大帅换药，连病历记录也一字不漏地填写无误；只是，允许进出青楼的只有“五姨太”和贴身“丫环”。
果然，张作霖被炸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关东军第十师团长”本庄繁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等人即来探视，欲确证张作霖死讯后、以作进一步行动。
不过，日本人的探视，都被刘尚清与藏式毅沉着地应付过去了。
藏式毅以“张大帅刚受惊，须静养不宜打扰”为由，使探视者都只能隔着窗户瞧；而当瞧见头缠绷带的张作霖静卧床上、无甚异常时，林久治郎等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