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零一个民间恐怖故事

第209章 路祭

类别:其他小说 作者:狼牙土豆啊

我叫赵小川,十岁那年冬天,我奶奶带我去吃了一场“路祭”,回来以后我病了一个月,差点没挺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那顿饭不是给人吃的。

我们老家在贵州安顺一个叫石板寨的村子,寨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全是苗族。我从小跟奶奶长大,我爹妈在浙江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奶奶是个很迷信的人,家里供着菩萨和祖宗牌位,逢年过节烧纸上香从不落下。她还会一些简单的“手艺”——谁家小孩吓着了、夜里哭闹、发烧不退,都来找她叫魂。她用一碗清水三根筷子就能把魂叫回来,在寨子里很有威望。

但奶奶从来不让我碰那些东西。她做法事的时候把我关在里屋,门从外面锁上。我趴在门缝上看过几次,只看到她背对着门坐在堂屋里,面前一碗水,水里竖着三根筷子,她对着水碗说话,声音又低又快,听不清在说什么。事后我问她,她总是板着脸说:“小孩子不要问,等你长大了就晓得了。”

那年腊月,寨子里的赵德昌死了。赵德昌跟我家沾点亲,论辈分我得喊他一声三伯。他在外头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人还没送到医院就没了。他媳妇早年间跟人跑了,家里就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娘和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孤儿寡母的,丧事办得很寒酸,棺材是村里人凑钱买的,灵堂就搭在自家堂屋里,连个吹唢呐的都没请。

按我们那边的规矩,横死的人不能停灵太久,第三天必须出殡。出殡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奶奶就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给我套上一件黑色的棉袄,在我腰上系了一根白布条。她自己也换了一身素色的衣服,头上包了一块白手帕。

“今天送三伯上山,你是晚辈,得跟着。”她说。

我揉着眼睛问送完就回来吗,奶奶沉默了一下,说送完了还有一场路祭,三伯家里没人,我们这些亲戚得替他把路祭做了。我不懂什么叫路祭,但看奶奶的表情很严肃,就没再多问。

出殡的队伍从赵德昌家出发,沿着寨子中间那条石板路往山上走。棺材是八个人抬着的,我爹没回来,是我堂叔顶上的。一路上没人哭丧,也没人撒纸钱,队伍安安静静的,只有抬棺材的人偶尔喊一声“起”或者“落”,还有脚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咯吱声。赵德昌的老娘走在棺材后面,被两个人架着,眼泪已经流干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嘴唇发白。他女儿走在最前头,抱着一个黑色的相框,相框里是赵德昌的遗像。小姑娘才七岁,叫小娟,是我同班同学,平时挺活泼的一个女孩,那天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走在队伍最前面,怀里的遗像被她抱得紧紧的。

天还没亮透,山间雾气很重,石板路两边的枯草上结了一层白霜。队伍走到半山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停住了。三岔路口正中间有一棵老樟树,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冠遮天蔽日的,把路口的光线遮得严严实实。树下有一个石砌的小平台,齐膝高,上面长满了青苔。领头的道士——我们那边叫“先生”——看了看罗盘,点了点头。抬棺材的人把棺材卸下来放在路边,赵德昌的遗像被摆在那棵樟树下的石台上,前面放了香炉、蜡烛和供品。

先生开始念经。那是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唱腔,介于说和唱之间,拖着长长的尾音,在山间的雾气里飘来荡去,听着让人后背发凉。先生的徒弟在旁边敲着一个铜磬,叮——叮——叮——,每一下都拉得很长,余音在山谷里回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应和。

路祭开始了。

按规矩,路祭是在出殡路上祭拜亡灵的一道仪式。据说死人的魂魄走到三岔路口会迷路,需要活人在这里摆供品、烧纸钱,给亡魂指一条去路。路祭的供品必须是七样:一碗白米饭、一碗红烧肉、一碗豆腐、一碗青菜、一杯酒、一碗茶、一碟盐。七样供品摆成一排,香烛点起来,纸钱烧起来,孝子贤孙跪在路边磕头,先生念引路经。念完之后,供品要分给在场的人吃掉,意思是“替亡人消灾”——活人替死人把供品吃了,死人在下面就不饿了,安安稳稳上路,不会回头找麻烦。

问题是,赵德昌是横死的,横死的人怨气重,路祭的供品不能随便分。按老规矩,横死者的路祭供品必须由亲属里年纪最小、八字最硬的男性来吃,因为小孩阳气旺,压得住。我和小娟是现场唯一的两个小孩,小娟是女娃,而且她是直系亲属,不能吃。那就只剩我了。

先生拿着罗盘在我面前晃了晃,又掐了掐我的八字,对我奶奶点了点头,说这娃娃可以,八字属龙,压得住。

我奶奶犹豫了很久。她蹲下来,两只手扶着我的肩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严肃语气说:“小川,等下让你吃几口供品,你就吃,不要多问,吃完了跟奶奶回家,路上不要回头看。记住了没有?”

我点了点头。她松开我的肩膀,退到路边,让我一个人站在石台前面。

先生在旁边念了一段经文,声音越来越快,越来越急,铜磬敲得也越来越密。他抓起一把纸钱撒向空中,灰白色的纸灰纷纷扬扬地落在樟树下面,落在我的肩头和头顶上。然后他端起那碗白米饭递给我,让我吃三口。

我接了碗,低头一看,整个人僵住了。

那碗白米饭上面,印着一张脸。

不是有人画上去的,也不是米饭自然形成的纹路,而是饭粒自己凹陷下去拼成的图案——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五官清清楚楚,就像有人把脸埋进饭里按了一个模子。那张脸的嘴是张开的,嘴的位置正好缺了一口饭,像是有什么东西已经先我一步咬掉了一块。更让我心里发毛的是,米饭还冒着热气。大冬天的,凌晨五点多,山上的温度接近零度,一碗放在石台上的米饭,怎么可能还冒着热气?

我端着碗回头看我奶奶,我奶奶的脸色发白,但她咬着嘴唇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吃。先生也在旁边催促,说快吃快吃,耽误了时辰亡魂走不了。

我闭着眼睛扒了三口饭。那饭的味道很奇怪,不是正常的米饭的香甜味,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寡淡,像是所有的味道都被抽走了,只剩下一团没有滋味的、冷冰冰的东西在嘴里。我嚼了两下就往下咽,饭粒刮着嗓子眼下去,胃里一阵翻涌。

先生又递给我那碗红烧肉,让我吃一块。肉看起来是正常的红烧肉,酱油色,肥瘦相间,上面还结着一层亮晶晶的油冻。我夹了一块塞进嘴里,咬下去的时候觉得不对劲——那块肉是硬的,不是煮得不够烂的那种硬,而是像一块石头一样硬邦邦的,牙齿完全咬不动。我用舌头把它翻了个面,舌面扫过肉皮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有东西在上面。不是猪皮该有的触感,而是一道一道的纹路,像是皱纹——密密麻麻的,又细又深。

我哇地一口把肉吐了出来。那块肉落在石台上弹了一下,然后滚到了香炉旁边。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块肉上印着一个唇印。不是我的唇印,那个唇印比我整个嘴都小,上下两瓣薄薄的,口红印一样的暗红色,清晰地烙在肉皮的表面,像是在我吃之前已经有人咬过一口了。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抬棺材的八个人面面相觑,有人的手已经开始发抖了。先生脸上的表情也变了,他念经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念,但声音明显没有之前稳了。他让小娟去敬酒,小娟端着酒杯跪在石台前面,把酒洒在地上。酒渗进石板缝里,冒出了细密的白沫,还发出了一种轻微的嗞嗞声,像是烧红的铁扔进了水里。

先生又让小娟敬茶,小娟端着茶碗往地上倒茶水,茶水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怪事发生了——茶水没有渗进地里,而是顺着石板的纹路往棺材的方向流了过去。水往低处流,棺材停在路边,地势比石台低,按理说茶水往那边流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茶水在石板上流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那道痕迹不是水痕,而是黑色的,像是烧焦了似的,笔直地指向棺材,没有分流,没有拐弯,像是有人用手指在石板上画了一条线。

先生脸色彻底变了。他加快速度念完了最后一段经,让我奶奶把所有供品都倒进火堆里烧掉,然后喊了一声“起棺”。抬棺材的人慌慌张张地把棺材扛上肩,队伍重新出发。我奶奶一把拽住我的手就往山下走,走得特别快,我几乎是被她拖着在跑。她的手心里全是汗,又凉又湿,攥得我手腕生疼。

走到半路,我实在忍不住了,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樟树。树下的石台上,香烛还在烧,火堆里的纸灰还在飘。石台旁边,站着一个人。

天已经微微亮了,那个人的轮廓在晨光中看得很清楚——中等个头,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他站在石台旁边,低着头,安全帽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五官。他一只手撑在石台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体侧面,垂得很不自然,像是脱臼了一样。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立在路边的人形雕塑。

那是赵德昌。那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村里有人见过,说赵德昌就是穿着那身衣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而那顶红色的安全帽——发现赵德昌的时候,安全帽滚在一边,他的头是光着的。

我奶奶发现我回头了,猛地把我脑袋掰回来,在我耳边吼了一声:“别看!”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比任何时候都严厉,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扯着我一路跑下了山,进了家门就把大门闩上,又在门口烧了一堆纸钱。然后她打了一盆清水,往里面撒了一把糯米和三片桃树叶,用那块浸了桃叶水和糯米的水抹布从头到脚给我擦了一遍,一边擦一边念着什么东西。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烧得厉害,体温计打到头了,我妈说我烧到四十度,脸都烧成紫红色的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打退烧针,退不下去,打了三针都没用,体温只降了半度又弹回去了。烧到第三天我开始说胡话,眼睛翻白,嘴里嘟嘟囔囔地重复着同一句话。事后我奶奶告诉我,那句话是:“三伯说他在下面饿,让我给他带饭。”

那三天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据我妈说,我奶奶请了隔壁寨子一个更厉害的“先生”来做法事。先生看了我一眼就说,这孩子吃了路祭的供品,但供品已经被人先吃过了,他吃的是“二道饭”——活人吃供品替亡人消灾,死人先吃了供品,活人再吃,就等于是跟死人同席。同桌吃饭就是同路人,那东西以为我要跟他一起走,已经在我身上做了记号。先生在我家堂屋里做了一场事,杀了一只黑公鸡,用鸡血在我胸口画了一道符,又在我枕头底下塞了七枚铜钱和一把剪刀。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亮的时候,我的烧终于退了。

烧退以后我醒过来,看到我奶奶坐在我床边,眼睛红肿,头发一下子白了大半。她看到我睁眼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她把手伸进我枕头下面,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我面前给我看。

那是一块红烧肉。

已经腐烂发黑了,散发着一股恶臭,上面爬满了白色的小蛆。肉皮的表面,有一个清晰的唇印,小小的,上下两瓣薄薄的,是暗红色的。

“那个东西跟你回家了,”我奶奶把肉扔进火盆里,浇上煤油烧了,看着跳动的火苗说,“它在你的枕头底下睡了三天。它不是要你的命,它就是饿了,想找个人管它饭。”

我后来才知道,赵德昌在工地上出事的同一天晚上,他七十多岁的老娘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儿子站在家门口,浑身湿漉漉的,头上戴着安全帽,手里端着一个空碗。他对他老娘说了一句话:“妈,我好饿,工地上的饭吃不饱。”

这话听着像是一个普通的、可怜的游子对家的思念。但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说吃不饱?他在下面到底在吃什么?那碗路祭的白米饭上印着的那张脸是谁的?那块肉上那个小小的唇印又是谁的?吃第一口供品的,究竟是不是赵德昌本人?

这些问题我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了。赵德昌的遗孀后来带着女儿改嫁到了外县,逢年过节也见不着了。他老娘在儿子死后第三年也走了,是冬天冻死在自家堂屋里的,发现的时候身体已经硬了,跪在赵德昌的牌位前面,保持着磕头的姿势。

我每年清明回石板寨上坟的时候,路过那棵老樟树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石台还在,上面的青苔越积越厚了。有一年我看到石台上面不知道被谁放了一碗白米饭,饭上插着三根筷子,筷子是竖着插进去的。碗旁边还有一个倒了的酒杯,杯底剩了一点暗红色的液体,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什么。

我没敢靠近去看。但我走下山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了一个东西——樟树后面站着一个人,灰扑扑的工装外套,红色的安全帽,低着头,帽檐遮住了整张脸。他一只手撑在树干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体侧面,垂得很不自然,像是脱臼了。

我转过头想仔细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樟树下面只剩下一地落叶和被风吹散的纸灰。但石台上那碗插着三根筷子的白米饭,还在冒着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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