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姨是二零零六年冬天嫁的人,嫁到了隔壁黄家坳一个姓徐的家里。男方家里条件一般,但在我们那边算过得去的,起码有栋二层的红砖楼,院子里打了水泥地,不像村里别的人家还住土坯房。小姨出嫁那年刚满二十,在我们那边算是晚的了,外婆为她的婚事操了不少心,好不容易找着个靠谱的人家,高兴得合不拢嘴。
婚礼办得热闹,流水席摆了二十桌,鞭炮从村头响到村尾。按我们那边的规矩,婚礼当天新娘子敬完酒就回洞房,第二天一早小两口要端着脸盆给公婆敬洗脸水,第三天是“回门”——新娘子带着新郎回娘家吃饭,这叫“回门饭”。回门饭是整个婚礼流程里最重要的一顿饭,娘家人要准备最丰盛的酒菜招待新姑爷,新姑爷要给岳父岳母敬茶改口叫爸妈,吃完这顿饭,婚礼才算正式结束。
可小姨的回门饭,没能吃完。
事情要从婚礼当天说起。那天晚上宾客散了以后,小姨和新郎进了洞房。洞房是徐家二楼最东边的一间,新装修的,墙上贴着粉红色的墙纸,床上铺着大红喜被,窗户上贴着双喜字,满屋子都是喜庆的味道。小姨后来跟我说,那天她累了一天,进了洞房坐在床沿上就不想动了。新郎在外面送客,让她先歇着。她就坐在那里,顶着红盖头,迷迷糊糊差点睡着了。
半睡半醒之间,她听到了一个声音。是敲门声,很轻很轻,不像是用指关节敲的,倒像是用指甲在门板上轻轻划了一下。她以为是新郎回来了,就说了一声“进来”。但门没开,也没有人应声。过了大概几秒钟,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比刚才重了一点,但节奏是一样的——不是连续的几下,而是单独一下,停很久,再一下,像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在试探。
小姨觉得不对劲,自己掀了红盖头走到门口,贴着门板问了一声“谁啊”。门外没有声音。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看,走廊里空荡荡的,一盏昏黄的灯泡挂在走廊尽头,照得楼梯口的墙壁一片焦黄。走廊里没有人,但门口的地板上放着一双鞋。
是一双红色的绣花鞋,鞋面上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做工很精致,一看就是手工纳的千层底。那双鞋端端正正地放在门口正中央,鞋尖朝向洞房的门,像是有人弯腰轻轻放下的。小姨当时以为是婆婆送来的礼物,按老规矩新娘子第二天要给公婆敬茶,换上新鞋也是有的。她没多想,把鞋拿进来放在了床底下,想着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她问婆婆那双绣花鞋是不是她放的。婆婆愣了一下,说没有的事,她从来没见过什么绣花鞋。小姨回房间把鞋拿出来给婆婆看,婆婆一看脸色就变了,说这鞋的样式是老一辈人穿的,至少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鞋面上的鸳鸯绣法也不是现在的手艺,那针脚密密麻麻的,是老式的“锁边绣”,现在会这种绣法的人村里都不剩几个了。
小姨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新婚大喜的日子,谁也不想往坏处想。婆婆说可能是哪个亲戚送的贺礼忘了说,先把鞋收起来,等回头问问再说。于是那双绣花鞋被塞进了柜子最底层,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第二天晚上,敲门声又响了。这次不是单独一下,而是三下,很轻,但在夜里听得格外清楚。小姨推醒了新郎,新郎迷迷糊糊地走到门口开了门,走廊里还是什么都没有。但他低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门口放着一碗饭。一碗白米饭,上面插着三根筷子,筷子是竖着插在饭里的,三根并排,间距一模一样。碗是粗瓷碗,碗沿上磕了一个豁口,碗底压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一个“囍”字。
这件事把徐家上下都惊动了。白米饭上插三根筷子是什么意思,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给死人吃的“倒头饭”。在灵堂里供死人用的,三根筷子代表三炷香,米饭是给亡魂路上吃的。在婚礼期间把倒头饭放在新娘子门口,这已经不是恶作剧的范畴了,这是裸的诅咒。
徐家老爷子一大早就去镇上买了鞭炮和香烛,在院子里放了三挂鞭,又在大门口烧了一堆纸钱,嘴里念叨着“有怪莫怪,小孩子不懂事,冲撞了莫见怪”。小姨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新郎陪着她,脸色都不好看。但第三天是回门的日子,不能不去。小姨强打着精神,换了一身新衣服,跟新郎一起坐上了回娘家的面包车。
回门饭设在我外婆家,我妈和我舅妈忙活了一整天,宰了一只鸡,炖了一条鱼,包了饺子,蒸了年糕,菜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小姨进门的时候脸色就不好,外婆以为她是认生,在新环境不习惯,也没多问。大家坐下来吃饭,表面上其乐融融,但小姨一直低着头,筷子夹菜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
吃到一半的时候,小姨忽然站起来,说了句“我去趟厕所”。外婆说她脸色不对,让我跟着去看看。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平时跟小姨关系最好,就跟在她后面出了堂屋的门。小姨没有去厕所,她站在院子里的水井边上,低着头往里看。我从后面走过去,叫了她一声,她回过头来看我。天已经擦黑了,院子里的灯没开,她的脸在暮色中显得青白青白的。她看到是我,像是松了口气,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透透气就回去。
就在这时候,院墙外面传来了一阵唢呐声。
那声音来得特别突然,像一把刀子划破了傍晚的宁静。唢呐吹的不是喜庆的调子,而是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旋律,又尖又长,每个音都拐着弯往高里飙,听着让人牙根发酸。按常理说,农村有唢呐声不奇怪,红白喜事都要请唢呐班子。但那天的唢呐声不是从村子里传出来的,而是从村口那条土路上飘过来的,方向很明确,由远及近,像是有一队人在朝外婆家走。
外婆从堂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问我外公:“今天是几号?”我外公说:“初八啊,怎么了?”外婆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初八回门,唢呐送到门。这不是来接人的,是来送人的。”
我那时候小,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我们那边有一句老话,叫“唢呐进门,不是红就是白”。红事吹喜调,白事吹丧调,各有各的曲子,绝不会混着来。那天的唢呐声不是喜调也不是丧调,而是一种老一辈人称之为“引路调”的曲子,据说是送葬队伍走到三岔路口时吹的,作用是把亡魂引到该去的路上,别走岔了。
喜宴上吹引路调,这是要把活人往死人路上引。
院墙外面的唢呐声越来越大,好像那队人已经走到了院门口。但诡异的是,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只有唢呐的声音,单单一支唢呐在吹,没有锣鼓配,没有铙钹和。我爸和我舅站起来走出院子,想看看是谁家在办丧事。土路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唢呐声在那一刻戛然而止,四周恢复了安静,安静得不正常,连村子里的狗都不叫了。我爸在院门口站了几秒钟,忽然低头看了看地面,然后他蹲了下去。
院门口的土路上,撒着一层白花花的东西。他用手电筒照了照,是米。生大米,从院门口一直往东撒,撒成了一条细细的白线,延伸到土路的尽头,消失在黑暗中。他又仔细看了看那些米的排列方式,发现它们不是随便撒的,而是一小撮一小撮地摆在地上,每一撮的距离都差不多,像是有人一步一弯腰,边走边放。那种放法我爸见过——出殡的时候,孝子贤孙走在棺材前面,边走边撒“引路钱”,也就是纸钱。但引路钱是纸,不是米,米是用来喂鬼的。撒米引路,引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我爸回到屋里把看到的情况跟我外公低声说了,外公的脸色也沉了下去。几个大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外婆悄悄把桌上的筷子全收了起来,换了一把新的。按老规矩,回门饭的筷子不能让新姑爷沾地,沾了地就是把福气掉在了地上,不吉利。她换完筷子以后又去厨房舀了一碗清水放在门槛后面,水里泡了三片桃树叶。做完这些,她才招呼大家继续吃饭。
但饭已经吃不下去了。小姨从院子里回来以后就没再动过筷子,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我偷偷看她的时候,发现她一直在用右手掐自己的左手虎口,掐得那块皮肤都发白了。吃完饭后新郎要敬茶改口,他端着茶碗跪在外婆面前,正要开口叫“妈”的时候,小姨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她是整个人直直地倒下去的,后脑勺磕在青砖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她嘴里吐出了白沫,眼睛翻了上去,只露出眼白,身体开始剧烈抽搐。
一屋子的人全慌了。外婆扑上去掐她的人中,外公喊人去发动三轮车准备送医院。我妈手忙脚乱地拿毛巾塞进小姨嘴里怕她咬到舌头。我缩在墙角看着这一切,浑身发抖。就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小姨突然停止了抽搐。她的身体软了下来,眼睛慢慢睁开,但眼珠还是往上翻着,只露出眼白。她张了张嘴,发出了一个声音。
那不是小姨的声音,而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沙哑、苍老、带着一口浓重的本地口音,那种口音比我外婆的口音还要老派得多。那声音从小姨的喉咙里挤出来,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她对新郎说了一句话:“你妈在下面饿着呢,你倒是在上面吃得好。”
堂屋里一片死寂。新郎的脸变得比墙皮还白,他端在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茶水溅了一地。外婆当场腿就软了,被我妈扶着才没倒下去。那个声音继续说,一句接一句,全是那种最老的本地口音,有些词连我外婆都听不懂。
后来是我外公反应最快,他冲到院子里抓了一只公鸡,一刀剁了鸡头,把鸡血洒在大门口。他又把过年剩的鞭炮拿出来,在堂屋门口放了一挂。鞭炮炸完之后,那个声音停了。小姨的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她像是刚睡醒一样茫然地看着四周,问我们怎么了。她不记得自己说过任何话,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倒在地上的。
回门饭就这样散了。小姨当晚没有回婆家,留在了娘家。外婆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堂屋、卧室、厨房、走廊,连院门口的灯泡都亮了一整夜。我妈陪小姨在里屋睡,外公在堂屋里抽了一夜的烟。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大人去了小姨的婆家。外婆开门见山地问徐家婆婆,你家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徐家婆婆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我们带到了后院。
后院最里面有一间土坯搭的小屋,很矮很旧,跟前面那栋二层红砖楼完全不像一个年代的房子。徐家婆婆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黑洞洞的,一股霉味和香灰味混在一起冲出来。她拉着了一根灯绳,昏黄的灯泡亮起来,照亮了屋里的景象。那是一间供着牌位的房间,正中间的条案上摆着三个黑色的灵位,灵位前放着香炉、供果,还有一碗饭。白米饭,上面插着三根筷子,跟洞房门口出现的那碗一模一样。
徐家婆婆叹了口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新郎的亲生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就死了,死于难产,一尸两命,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保住。他爹后来续弦娶了现在的徐家婆婆,把前面的事能瞒的都瞒了,牌位也锁进了后院的小屋里,过年过节悄悄祭拜,怕孩子知道了心里不舒服。新郎本人直到结婚那天都不知道自己的亲妈早就没了,他以为现在的徐家婆婆就是自己的亲妈。
外婆听完以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了一句话:“那绣花鞋是谁的?”
徐家婆婆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她从没见过那双鞋。外婆又问了一句:“那唢呐是谁吹的?”还是摇头。倒头饭可以解释——也许是新郎亲妈的怨气作祟,亲妈看到儿子结婚,自己在下面孤零零的,心里有怨。但绣花鞋没法解释,唢呐也没法解释,因为新郎的亲妈生前不会绣花,也不会吹唢呐。
后来小姨辞了镇上服装厂的工作,跟着新郎去了深圳打工。他们走得很快,几乎是从村里“逃”走的。出发前一天,外婆去了一趟徐家,把那双绣花鞋带走了。她没告诉我怎么处理那双鞋,只说了一句“有些东西不该留在活人屋里”。小姨他们在深圳待了好几年,生了个儿子,日子渐渐太平了下来。二零一三年他们在深圳买了房子,把家彻底安在了南方。除了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小姨几乎不回村子。
她走后的第二年秋天,外婆在收拾老屋厢房的时候,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了一个老式的木匣子。木匣子没有锁,但盖得很紧,打开以后里面是一块红绸布,包着那双绣花鞋。外婆说她明明记得自己把那双鞋扔进了村后的水塘里,亲眼看着它沉下去的,不知道怎么又出现在了自家柜子里。
她把鞋连木匣子一起抱到后山上烧了。浇了半瓶煤油,点了一根火柴扔进去,火苗呼地蹿起来,烧得特别旺。烧到最后,火堆里忽然爆出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了,火花溅了一地。外婆用棍子拨开灰烬,看到鞋底里缝着一样东西。那是一小缕头发,花白的,银灰色的,上面缠着一段褪了色的红线。那缕头发的长度、颜色,都不可能是新郎亲妈的——新郎亲妈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头发是黑的。
那鞋是谁的,唢呐是谁吹的,头发是谁缝进鞋底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但外婆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她说,那碗回门饭本来不是给小姨吃的,是给那个跟着她进门的东西吃的。小姨跨进徐家门的那天晚上,敲门声响了第一次,那东西就跟在她身后进了门。回门那天,它也跟着回来了。唢呐是为它吹的,白米是为它撒的,它来吃那碗回门饭。但因为那碗饭被小姨吃了,它没吃到,就生气了。
我问外婆,那它现在还跟着小姨吗。外婆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那条通向村口的土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去关上了堂屋的门。那是一扇老式的木门,门闩是一根粗铁棍,平时从来不闩,那天外婆把门闩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