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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炒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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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老爸到香港来看我。头一个晚上他就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香港酒吧，几个老外坐在那儿喝啤酒。
第二天，轮到我带他去“我的酒吧”了。我选择的是“酷名昭彰”的dragon-i。
没有老旧的木头，桌面是纯黑的设计，椅子有猩红的软垫，天花板垂下来画着龙的灯笼。
没有爵士乐团表演，倒是有一个dj在那里玩唱盘，转出hi-ho和r&am;b音乐。
前一晚我们喝大杯啤酒，在这里，我们喝马丁尼和琴酒鸡尾酒。
满满的是年轻人，我注意到，老爸确实显得有点不自在。
你现在大概已经猜到我到底想说什么了吧？
老妈，我丢两个问题给你接招：第一，请问为什么我们的“品味”如此不同？
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世代？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或者，有没有阶级因素呢？
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就是，老妈，你为什么不去了解我的时代或者文化或者“阶级”的品味世界呢？你的穿衣哲学、老爸的宗教美学和他的怀旧酒吧，都不是我的调调，但我也还可以欣赏。
我愿意去博物馆看雕刻展，偶尔去怀旧酒吧坐一会儿也觉得不坏，我可以穿很“牛津”味的衣着，也可以穿最随意的肥裤子和带帽套头运动衣，我也不讨厌你听的1960年代老歌。
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进入我的现代、我的网络、我的世界呢？
你为什么不偶尔去个你从来不会去的酒吧，去听听你从来没听过的音乐？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还是说，你已经定型，而更糟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定型得不能动弹？
安德烈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
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ho音乐，我仔细听了hi-ho，而且是找到歌词，对着歌词细听的。
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
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
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陽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
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
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
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
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始变色。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17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喀嚓喀嚓啃起来。
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就一路在追赶那坏的，你永远在吃那不新鲜的苹果。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
朋友说，她听了儿子的话，半坏的苹果拿在手里，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
好吧，安德烈。现在我站在那打开的冰箱前面。
请问，你会先喝哪一瓶牛奶？
我在陽台上坐下来。
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只老鹰，孤孤单单，在风里忽上忽下，像一个少年独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听不见他拍打翅膀的声音？
侧耳细听，知道是被满山满谷的蝉声覆盖了。夏天，陽明山被蝉的部队占领。
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头检视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么？
一件青烟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个大塑胶袋，在上面剪出一个半圆，两翼剪出两个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没有颜色，脸上没有脂粉。身上没有首饰；今天是个独处的日子。
我出门的时候，是会“打扮”的，安德烈。不过衣服总是白色或黑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行动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时间投掷在衣着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谓“极简”美学来掩饰自己其实对“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没有成就。
大概在你进入14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穿衣服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
你弟弟也是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
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
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
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
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
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
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
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一代。
除了面粉袋恤衫，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
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
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
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
是的，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
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安德烈，你是否开始觉得这样成长的母亲挺“可怜”的？那你就错啦。
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
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
过去，是我们必须概括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