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文者葛洪
我知道中国的名医还有恨多，如葛洪。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镇江人），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
“天行发斑疮”
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
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
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
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
，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
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
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
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
——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
。
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
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
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
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
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
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
。
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
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
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
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
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
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
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
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
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平寰宇记》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亦即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
人物评价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稚川炼丹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
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
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
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
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
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
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
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
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
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
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