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没有立即回答，他伸手拿起桌上那张全家福照片，轻轻擦拭了一下相框玻璃，然后递给了赵振国。
照片是黑白的，但保存得很好。
照片上，年轻的施密特，那时头发还是深棕色，脸上没有皱纹，和一个年轻女子手挽手站着。
女子大约二十七日期：61年8月12日。
第二天，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
“这是......”赵振国抬起头。
“我的妻子，李槿禾。”施密特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她是中国人。56年，她来东柏林留学，学机械工程。我们在洪堡大学认识，59年结婚。60年，我们的女儿安娜出生。”
他接过相框，用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女子的脸：
“61年夏天，我们带安娜回她的老家海市探亲。我们在海市待了一个月，见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件夹沉甸甸的，不仅因为纸张的重量，更因为里面承载的东西，一个德国工程师十几年研究的结晶，一个丈夫对妻子深沉的爱，一个被时代撕裂的家庭的悲欢。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同情？这些在这样沉重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看看手表，他该走了。
“施密特博士，”他站起身，双手捧着那个文件夹，“这些资料，我会认真学习的。也请您......代我向您的夫人问好。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
施密特也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
“谢谢。照顾好这些资料，用好它们。这就是对我，对李，最好的回报。”
——
六点十分，赵振国回到酒店。
刚走进大厅，就看见唐康泰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咖啡，但显然已经凉了，没有冒热气。
“唐主任。”赵振国走过去。
唐康泰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回来了？谈得怎么样？”
他早上就觉察到赵振国偷溜出去，但并没有拆穿。
“他给了我一些资料。”赵振国打开文件夹，给唐康泰看。
唐康泰拿起一篇论文，快速浏览了几页，点点头：“都是干货。他为什么给你这些？”
赵振国深吸一口气，决定说实话：“因为他的夫人是中国人。”
唐康泰的手顿住了。他抬起头，盯着赵振国：“中国人？”
“对。海市人，1956年来东柏林留学，学机械工程。1961年夏天，他们带着女儿回海市探亲，返回德国时，正好赶上柏林墙修建。他们夫妻两个，从此再没见过面。”
唐康泰沉默了很久。他放下论文，端起那杯凉了的咖啡，喝了一口，皱皱眉，又放下了。
他重新拿起那篇论文，但这次没有看，只是用手指摩挲着纸张的边缘，若有所思。
“振国，我们明天就走了，你就老实点，不要节外生枝了...”
但赵振国忽然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像一颗种子，一旦落进心里，就迅速生根发芽，疯狂生长。
“唐主任，”赵振国压低声音，身体微微前倾，“我有个想法。”
唐康泰抬起头，看着赵振国，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还有一丝无奈。他就知道，这小子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不想听。”唐康泰说，语气很坚决，“明天我们就走了，不要再搞事情了。”
但他说这话时，脑袋却不自觉地向着赵振国靠了靠。嘴巴说着不想听，身体却很诚实。
赵振国抓住了这个信号，他凑得更近些，把想法大概说了。
唐康泰的表情凝固了。他看着赵振国，像是看着一个疯子，他就该装聋的。
“唐主任，我不需要您同意整个计划，我只求您一件事——批准我往国内打个电话，打给周振邦。我只是问问他，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办法。如果他觉得不行，那就算了。如果他觉得可以，再商量下一步。”
唐康泰盯着他，良久，长长吐出一口气：“赵振国啊赵振国，我真是服了你了。让你不要节外生枝，你偏偏给我憋了个大的。”
——
周振邦被通知去接来自西德的电话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等到听说电话是赵振国打来的，他就有种不详的预感。
赵振国开始“闲聊”。
他语速不快，但内容琐碎，乱七八糟，驴唇不对马嘴，
但周振邦不敢松懈，用笔在纸上快速地记录着赵振国的话，希望能找到这些废话背后的秘密。
他听出来了，赵振国在用一种隐蔽的方式传递信息。
可这都什么玩意儿？
“东边的天气真好，德国啤酒很有名，偷闲半日也不错，李师傅的手艺很棒，槿花开花很美丽，禾苗生长需要阳光，争论这些没意义，取长补短才好，施舍是一种美德，咪咪生了小咪咪，特别的日子要庆祝。”
“东德偷李槿禾，争取施咪特”。
这什么鬼？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