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莹想到了什么？
佛曰：不可说。
在柴莹的指路下，车子停在了一个空旷区域，随后两人步行前进了大概一公里左右，来到了一处关门的药店前。
这里就是市委跟柴莹对接人经营的药店。
哒哒哒
柴莹走到药店的板门前面，用富有节奏的敲门方式开始敲门。
“谁呀！”
“老林，是我——上次你开的那个药我用完了。”
在听到柴莹的回答后，过了一阵药店的板门才被拿下，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出现——他的脸颊很消瘦，身上有一股很重的疾病味道，佝偻着身子，透漏着一种虚弱感。
看不出有警惕的味道，但张安平却一眼看出了对方的戒备，尽管看似没有关注自己，可他清晰的感受到了对方混身的紧绷感——
很明显，只要柴莹稍有暗示，这位同志就会有相应的手段使出。
所谓的手段，不一定是动手，或许仅仅是一个手势，一个预警的手势就足矣。
“有急事。”柴莹低语：“发暗号取消预警。”
因为二号情报组的特殊的性质，对接人向市委负责人单线负责，理论上除非市委负责人出问题，负责药店这边是出不了问题的——当然，柴莹出问题的话，药店这边也存在理论上出问题的情况。
市委这边，便按照二号情报组的要求，在药店周围布置了一个专门的“警戒哨”，一旦药店出问题，警戒哨就要向市委和柴莹一起示警。
这种工作方式在二号情报组常见，但在地下党的其他同志处却不常见，主要是因为成本问题——药店的警戒哨是斜对门一对开店的夫妻，等于两口子全职投入到了警戒哨的工作中，这种高昂的运作成本，对在财力上捉襟见肘的地下党而言，太过奢侈。
此时柴莹的夜访，自然惊动了隔壁的警戒哨，因此她才特意向药店的同志提醒。
煤油灯闪了闪，取消了警戒的信号后，对方邀请两人进店。
对方没有客套，只是径直问：“出什么事了吗？”
柴莹看了眼张安平：“你来说。”
张安平立刻接腔：“被捕的那位同志，你这边了解吗？”
药店的同志皱眉：“怎么你们还在追问这个？不是说过了吗，他涉及的情报，保密！”
“我知道！”张安平重复问：“我现在问的是，被捕的那位同志，你了解吗？如果不了解，我们需要马上见到你的上级！”
咳咳。
药店老板咳嗽了两声，从表情看应该是强行抑制住了继续咳嗽的冲动，随后才缓慢说：
“有一定的了解。”
一旁的柴莹解释道：“老林在市委工作的时间很长，抗战那会，我在苏区工作的时候，就跟老林对接过。”
张安平听后直接提问：
“被捕的那位同志，是不是负责经济方面的事务？”
老林同志摇摇头。
“那有没有负责经费之类的？他出事之前，手里有没有接触过经费？”
老林先是摇头，但摇到一半后突然转为点头：
“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笔经费到他手上——他要负责给其他同志送过去，不过经费还没送过去，他就出事了。”
“这位同志，你意思是说，他的被捕，是自己出的问题？！”
老林并没有骤然的去反驳张安平的怀疑，而是问道：“是不是有什么疑点？”
“我有确切的情报——第一，席家父子，只是王天风的障眼法。第二，席家父子被王天风秘密关押在新建的一个秘密据点中，但被捕的那位同志，并不在其中。”
听完张安平的话，老林的神色变得异常的凝重，嘴里呢喃：“光第一个情报就够了……”
地下工作中，警惕性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市委的同志之前请求二号情报组的帮助，在得知那位同志是被殃及池鱼后，才请求二号情报看能不能想办法营救——可席家父子既然只是障眼法，那敌人真正的目的是冲着什么而来的不言而喻。
张安平见状沉声说：
“我不知道‘他’到底涉及到了什么，但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撤离。老林同志，为了我们同志的安全，我相信你知道轻重缓急。”
但老林的反应却超乎张安平的想象：
“能不能查出他有没有交代？”
张安平心中不由一沉，但还是做出回答：
“暂时应该还没有。”
“柴莹同志，”老林的目光望向了柴莹，本欲说话却不由激烈的咳嗽起来，柴莹急忙为老林拍打后背，看着柴莹眼中的哀伤，张安平意识到了什么，也不由微微叹息。
缓了一阵才缓过来，老林继续说：
“你那边有没有办法查出他在什么地方？”
“除掉他？”
“行动方面，我们负责。”老林神色凝重：“必须在他开口之前除掉他。”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市委都愿意承担。”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寥寥九个字，很多人经常见，却难以明白其中的份量。
以军队而言，上级只要说出这九个字，那么，你哪怕是手上的兵打完了，也要去义无反顾的完成。
而在地下工作中，一旦出现这句话，同样的铁血和惨烈。
柴莹刚才提到了老林的资历，那以他的资历而言，说出这句话必然是经过了慎重的权衡的。
柴莹不由望向张安平，那个“佛曰不可说的猜想”，怕是一语中的啊。
作为一个发号施令者，张安平对“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句话，同样深有体会，这不是市委的同志固执，而是有时候，就必须做出这种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