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役”
（崔实：《四民月令》）正是其形象写照。
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供其ri常生活驱使。
一般来说，西汉奴婢用于生产，东汉三国时期的奴婢多用于生活。
汉末三国豪族通常不使用同宗奴婢。
除部分边远地区豪族使用部分抢夺、掳掠来的奴婢外，绝大多数系买来，或抵债而来。
如雒人折象，有奴婢八百人（《华阳国志》卷十中）。
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
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
如成都犀浦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文物》1974年4期）。
当时对奴婢可买卖、打骂，不能擅杀。
时人以奴婢为重要的财富标志之一。
嫁女多以奴婢为陪奁，分家须均分奴婢。
象征奴婢身份的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甚多，不仅陶俑数量增多，还出现成组的石俑，流行铜俑。
其体型普遍加大(50一100厘米高)，造型优美，写实，夸张、神韵谐合统一。
陶俑种类新出现执镜女俑、提鞋女俑、执筛男俑、执刀俑、执刀挎盾俑、执盾俑、执棒俑、庖厨俑、说唱俑等，体型加大，表情丰富。
这些资料表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其院宅楼房普遍加大飞配套，男女仆从显著增多，仆人中已有较明确、较细的分工。
很多男仆手握武器、木棒，不仅护卫主人、宅院，还催租逼粮，横行乡里；其中很多人可能从小便受专门的武术训练，相当多的仆从专职从事(至少在年青时)音乐午蹈、杂技等娱乐xing活动，供主人赏乐，其中多数人受过专职训练。
这些从事技艺xing、或担任“内待”
、“细活”
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
的奴婢家庭。
大量直接来自于农村的奴婢，则主要干“粗活”
。
三国时期，蜀地奴隶、奴婢，在文献也有一些反应。
《周群传》说周群“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
……州牧刘璋，辟以为师友从事。”
这里的奴隶可以观天象。
《李严传》说：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
这些奴隶显然不是生产xing、苦役戏传》说：说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又说李密上《陈情表》后，武帝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
先主定益州后，以刘琰为固陵太守。
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
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
这些都表明，在蜀汉时期，在豪族大姓家里，奴隶普遍存在，被广泛地使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与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俑的身份是吻合的。
控制、参与各级统治。
亲自出任或荐子弟出任郡、县掾吏等公职，有的还通过读书等途径，进入朝廷或郡、县的各层统治。
汉代规定，“中产”
之家以上，才有做官的资格，一般百姓由此失去了从政的机会。
东汉、蜀汉乡里设三老、里典、伍老等，担任者须有一定家产(这只是起码要求，实际上多系首户担任)、“老年”
(60岁以上)、“德高望重”
(一般原系族长)等，结果便只有豪族地主才有资格参与乡飞里统治，而里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为族长。
东汉时期选举的孝悌、孝廉、秀才、力田等，除极少数由郡府指定外，主要由乡里推举，自然是豪族们依照权势、财产，轮流被举，郡、县掾吏，——般就在这些被举者中选拔。
东汉晚期、三国巴蜀豪族，多世代为官者。如郪县大姓王氏，在东汉中晚期的代表人物王堂，先后任巴郡太守、将作大匠、汝南太守等职；其幼子王稚，官府十五次yu征辟出仕，并授以二千石、太常等要职，其曾孙王商，为刘璋的治中从事，先后担任过蜀郡、宕渠、犍为、益州太守等职，王甫为绵竹县令、荆州议曹从事等。成都县的另一大族李氏，与王氏世代联姻，多为官为吏者。
赵氏为成都的豪姓大族之—（《华阳国志》卷十上），见于记载的人并不多，权势却不小。
赵戒在顺帝时先后任太濮、司空、司徒录尚书事、太尉等职，封厨亭侯。
其子赵典，先后任议郎、侍中，赵戒死后袭封厨亭侯，先后任弘农太守、右扶风、大鸿胪、太濮、太常等。
赵谦、赵温为赵典哥哥之子。
前者曾任汝南太守、光禄卿、太尉、司徒、车骑将军、司隶校尉、前将军、封郫侯，又任尚书令等；后者先后任京兆丞、侍中、太常飞司空、司徒等职，封江南亭侯。
赵子真为赵温族人，东汉末年为濮阳太守。
赵氏三代四公，权倾朝野，族人在成都横行霸道。
《华阳国志#183;
蜀志》说：“诸赵倚公，故多犯法”
，“赵子真父子强横”
。
一般地方官对其敬而远之。
迄东汉末年，赵氏势力正炽，如果不是遇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其势力可能还舍延续几代。
郫县大姓何氏，兴于西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