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鑛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52］。
这首诗揭示了北宋冶铁手工业与煤炭的依存关系。
徐州是北宋重要的产铁地之一，“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
。
“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
［53］。
但木柴燃料的危机，它也未能幸免而同样奄奄一息。
后苏轼派人在本州白土镇找到了煤，才给徐州恢复了生机，带来“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的欣欣景象，给冶铁业开创出了一个“烁玉流金见精悍”
的崭新局而。
造出的兵器也比以往的锋利。
由于有了煤炭，此后几年，徐州岁制的诸般兵器、上供简铁“数目浩瀚”
。
而且新“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三十万缗”
［54］。
煤炭确实把徐州的铁冶技术和生产能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手工业生产用煤
北京钢铁学院曾对出土的宋代生铁实物作过化验分析，其鉴定为“生铁普遍含硫较高，一般较汉代高四至五倍，个别则有含硫高达1％。除个别的可能是用特殊的高硫矿而外，多数则可能是用煤冶炼”［55］而由于煤炭（不包含焦炭）自身含硫所致。科学鉴定已表明宋代的生铁多由煤炭炼成，这在文献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先看北宋的河东路（约当今日我国煤炭基地之一的山西省大部分地区，煤田遍布该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仁宗时，因西北用兵，曾在该路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等地就地利用铁、煤资源铸造大、小铁钱，以助陕西军费［56］。
于是引起民间私铸，河东货币一时大乱。
当时知泽州李昭遘说：“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
［57］。
因为河东民间私铸铁钱也是用煤炭。
当时知太原府韩绛说：“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公钱”
［58］。
而且从李昭遘说的“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
［59］的情况来看，铸钱的煤炭往往是以赋役形式取自老百姓。
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一次就诏令“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
［60］。
可见此地煤、铁产量之多。
也才会造就了一批“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
［61］的人。
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消费，河东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批以煤炭为生计的人的。
河东铸钱是用煤炭，而炼铁及其它铁器制造业也离不开煤炭。
在宋代许多谈及河东冶铁的文献中，每每是“铁、炭”
并提。
如“河东铁、炭最盛”
［62］，这表明河东冶铁业已和煤炭结成了不解之缘。
地处我国淮北煤田带上的徐州，其冶铁、兵器制造业依靠煤炭的发现才被救活，并得到发展，见前引《石炭诗》。再看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华北地区。
河北路的磁、相二州是宋朝的主要产铁地之一。
宋初就在此各设务、监［63］。
沈括言：“今河北磁、邢之地，铁与土半”
［64］。
据《宋会要》所载，磁州武安县固镇冶务，年产铁一，八一四，二六一斤，元丰元年，年产达一，九七一，○○一斤［65］，占同年宋代铁产总量五，五○一，○九七斤［66］的35.
8％强。
足见磁州铁矿资源之雄富。
熙宁八年，沈括察访河北，“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
［67］。
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百炼钢”
，其独特的锤炼工艺因沈括之记才名垂青史，这也是与磁、相二州地处我国重要煤田地带有关。
二十多年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原属宋代相州治内的鹤壁市［68］发掘了一个宋代的大型煤矿，矿井口直径二点五米，井深四十六米，其中较长的四条开凿巷道总长五百多米，井下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开采规模与今天鹤壁市中新煤矿开采范围差不多［69］。
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其开采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是可以想见的。
而这一重大考古成果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要问这个大型古煤矿当时是以什么形式来，经营？
其产品是否进入市场？
与它相适应的消费市场范围有多大？
是否用作手工业的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