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大学时候听一个安徽的同学讲的,他老家在皖南山区一个叫溪口的小镇上。同学姓程,单名一个远字。程远平时话不多,大二那年中秋节,宿舍几个人买了啤酒花生在阳台上喝酒聊天,轮了一圈,程远一直没吭声。最后被我们逼得没办法,把啤酒罐往栏杆上一搁,说:“我不讲鬼故事,我讲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吧。是不是鬼我不知道,但那个事过去快十年了,我到现在一直都心有余悸。”
程远十岁那年,他外婆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出院以后行动不方便,他妈就把他送到溪口去陪外婆过暑假。外婆家在溪口镇最南边,靠着山脚,是一栋白墙黑瓦的老房子,门前一条石板路,路边就是溪水,溪水对面是一片竹林。白天美得像画一样,但到了晚上就不一样了——溪水哗啦啦地响,竹林被风吹得沙沙的,山里的鸟叫起来像小孩哭,外婆家的灯泡瓦数又低,昏黄昏黄的,照得哪儿都影影绰绰的。
去了大概一个星期,有天晚上他睡到半夜,忽然醒了过来。不是被声音吵醒的,就是莫名其妙地醒了,像是有人在旁边看着他,把他给看醒了。他睁开眼,床头那扇窗户正对着院子,窗帘没拉严实,月光从缝隙里透进来。他盯着那条光线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太对——月光是银白色的,但那条光线里头隐隐约约泛着一点红。
他翻了个身面朝窗户,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院子里月光很亮,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靠墙根有一棵枇杷树,很老了,树干有碗口粗,树冠遮了小半个院子。枇杷树下站着一个人。
是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在月光底下显得特别扎眼。她背对着窗户站在枇杷树下,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像。程远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确实是个人,不是晾着的衣服,也不是树影子的错觉。她的头发很长,黑漆漆地披在背后,几乎垂到了腰。山里夏天的夜晚是有风的,枇杷树叶子一直在轻轻晃动,但那个女人的头发纹丝不动。
程远当时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好奇。他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外婆起来了——但外婆腿脚不好,拄着拐杖走路都费劲。他想喊外婆,嘴张开了又闭上,因为他突然发现了一个让他头皮发麻的细节。
那个女人在往后挪。不是转身走,是整个人直挺挺地往后飘,像脚下没有摩擦一样,一点一点地朝着窗户的方向平移过来。
程远一把把被子蒙在头上,整个人缩成一团,屏住呼吸。他躲在被子里竖起耳朵听,听了很久,什么都没听到。没有脚步声,没有衣服摩擦的声音,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没了。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轻很轻的“嗒”的一声,像是有人用手指在玻璃上点了一下。就在他头顶那扇窗户上。
他吓得浑身一哆嗦,拼命闭着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居然在恐惧中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太阳照得满屋子亮堂堂的,外婆在厨房里煮粥,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他跑到院子里去看枇杷树下的位置,青石板上什么都没有,连个脚印都没有。
又过了两三天,他都快把这事忘了。那天晚上外婆让他去院子后面的柴房拿点柴火,柴房在院子最后面,没有灯,得打手电筒去。程远打着手电筒穿过院子,走到柴房门口的时候,手电筒的光扫到了枇杷树那边——他又看见了那个红衣服的女人。
这回不是背影,是正面。那个女人站在枇杷树下,面朝着他的方向,离他大概只有四五米远。她的脸看不太清楚,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光像是被什么东西吞掉了一样,那张脸总是罩在一层暗影里。但他能看见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是亮的,不是反光的那种亮,是自己发出来的光,幽幽的,像两粒烧着的炭,在黑暗里直直地盯着他。
程远的手电筒啪地掉在地上,他尖叫了一声拔腿就跑,一头撞开厨房的后门,差点把正在洗碗的外婆撞倒。他语无伦次地说院子里有个女人穿红衣服站在枇杷树下,外婆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没说话,拄着拐杖走到后门口往外看了一眼,回头跟程远说:“你眼花了,什么都没有。”
程远说不是眼花,他看得清清楚楚。外婆没接他的话,只是把后门锁了,把窗帘都拉上,然后从灶台上拿了一个碗,倒了半碗米,放在程远睡的那间屋子的窗台上。程远问这是干什么,外婆说辟邪的,别问那么多。
那天晚上程远睡在外婆的房间里,外婆让他睡床,自己坐在旁边的藤椅上,一晚上没合眼。程远半夜醒来过一次,看见外婆坐在窗前,手里捻着佛珠,嘴里念着他听不懂的经文,目光一直盯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的方向。
第二天,外婆让她儿子——也就是程远的大舅——来了一趟。大舅在镇上开五金店,来的时候带了一把锯子和一捆绳子。他们做了一个程远当时完全不理解的决定:把那棵枇杷树锯了。
程远站在旁边看着大舅锯树,外婆坐在门口的石阶上,表情很复杂,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有点难过。枇杷树倒了以后,大舅把树干锯成好几截,全塞进柴房里,树根的位置浇了一桶煤油,点了一把火烧了。火烧了很久,火苗是蓝色的,程远记得很清楚,不是黄色也不是红色,是蓝幽幽的,跟酒精灯的火苗一个颜色。
当天下午,程远被他爸接回了县城,暑假剩下的时间再也没去过外婆家。他问过他爸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爸永远是一句话——小孩子别瞎打听。他妈倒是透了一点口风,说那棵枇杷树跟外公有关,具体的就不肯多说了。
这个事在程远心里搁了很多年,直到他上高中那年外婆去世,他回去奔丧,才从他妈嘴里听到了完整的故事。
那个红衣服的女人,不是鬼。她是一个活人,至少当年是。
溪口镇在解放前是个大镇,有码头有集市,水路直通新安江。镇上有一户姓苏的人家,开了个染坊,苏家有个女儿叫苏秀娘,长得好看,手也巧,染出来的红布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名。程远的外公那时候二十出头,在码头上扛活,人高马大,相貌堂堂。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好上了,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程远外公家穷得叮当响,苏家看不上一个扛活的穷小子,把秀娘许给了隔壁镇上另一个开布庄的人家,聘礼都收了,婚期定在了那年秋天。秀娘不干,跟她爹闹,跟她娘哭,都没用。她跑去找程远外公,说咱们走吧,离开溪口去别的地方。程远外公犹豫了——他家里有个老娘要养,走了老娘怎么办?他说你等我一年,我攒够了钱就去你家提亲。秀娘说等不了,秋天一到我就得嫁人了。
那天晚上秀娘穿着一件自己染的红嫁衣,从家里跑出来,翻墙进了程远外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两个人就站在那棵枇杷树下说话。最后秀娘说,我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是带我走,我就跟你走;你要是不来,我就穿着这件嫁衣死在这棵树下。
程远外公没有来。他把自己灌醉了,醉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跑到苏家染坊去打听,苏家的人说秀娘不见了,找了好几天了,到处都找不到。他又跑回自己家,推开院门,月光照在那棵枇杷树上——秀娘挂在树上,穿着那件红嫁衣,已经凉了。
秀娘死后,苏家觉得丢人,草草把女儿埋了,连个像样的坟都没立。程远外公大病了一场,好了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沉默寡言的,没日没夜地干活。又过了两年,经人介绍认识了程远的外婆,结了婚,生了孩子。
外婆嫁过来之前就知道秀娘的事。她没有介意,但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她没有砍掉那棵枇杷树。有人说那棵树不吉利,留着不干净,外婆说,树有什么错,树又没害过人。她不但留着,逢年过节还会在枇杷树下面烧点纸、上炷香。她跟邻居说,秀娘太可怜了,没个家也没个后,逢年过节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这棵树是她最后待过的地方,就算是给她一个落脚的地方吧。这件事镇上老一点的人都知道,但谁都不提,假装没这回事。
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直到程远十岁那年夏天,他看到了树下的那个女人。
外婆锯树的原因,他妈也说了。外婆觉得秀娘等了几十年,早该走了,但她还站在树下,说明她不是想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她在等人。院子里住着一个十岁的男孩——也就是程远——秀娘大概是把他看成了当年的外公。她站在枇杷树下,一夜一夜地隔着窗户看,是在等那个永远不会来的人。外婆怕她再等下去会做出什么事来,更怕她把程远当成外公缠上,所以狠下心把那棵树锯了。
外婆锯树的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七月初七是七夕,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是秀娘当年穿着红嫁衣死在枇杷树下的日子。外婆选在那天锯树,意思很明确——你把树当成了等他回来的地方,我把树锯了,你就知道这里不是你的家了。你应该走,别等了。外婆做了大半辈子的好人,最后做了一回狠人。
程远说他听到这里的时候,浑身都是鸡皮疙瘩。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难过。他想起来那天锯完树以后,外婆坐在门口石阶上的表情——不是轻松,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有愧疚,有不忍,还有一点点如释重负。
他问外婆有没有把树根挖干净。他妈说挖了,树根挖出来的时候,大舅在坑里发现了东西——一块红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但还能看出来是红色。那应该是秀娘当年穿的红嫁衣的一角。外婆让人把红布连同树根一起烧了,灰烬装在一个坛子里,埋到了镇外的公墓边上,立了一个小小的石碑,上面刻了三个字:苏秀娘。
从那以后,院子里再也没出过什么事。但程远说,每年七月初七的晚上,他外婆都会在院子里摆一碗米、一杯酒、一碟枇杷——不是祭祖,是给一个等了六十多年的人。
外婆走了以后,这个习惯就断了。程远回溪口上坟的时候,有时候会顺路去公墓边上看看秀娘的碑。那块碑很小,藏在杂草里,不注意根本找不到。碑上除了名字什么都没有,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就那么孤零零的三个字。
有一年他去的时候,发现那块碑前面放着一束不知道谁放的野花,已经干透了,用一根红绳扎着,红绳是新编的,在风里轻轻飘。他看了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