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零一个民间恐怖故事

第252章 照片

类别:其他小说 作者:狼牙土豆啊

去年腊月二十八,公司终于放了年假。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回老家的大巴票。候车厅里乌泱泱的全是人,大包小包,小孩哭大人喊,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和廉价烟草的味道。我坐在候车厅的塑料座椅上刷手机,屏幕上方忽然弹出一条微信消息。

消息是一个叫刘芳的人发来的。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好几秒,才想起来她是谁。刘芳是我小学同学,准确地说,是小学三年级的同桌。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她家就搬走了,去了哪个城市我不知道,总之从那以后二十年没有联系过。她的微信是什么时候加的我也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在某个同学群里,顺手加了好友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消息的内容是一张照片。照片还没有点开,缩略图看起来是一张老式的胶片照片,颜色发黄,边缘有一圈白色的边框,像是用扫描仪扫进电脑里的那种老照片。我随手点了下载,等照片加载出来之后,我看清了上面的内容,整个人一下子坐直了。

那是一张小学三年级的班级合影。

照片的背景是我们小学那栋灰扑扑的教学楼,楼前的花坛里种着一排半死不活的月季。我们班四十二个学生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站成三排,第一排蹲着,第二排坐着,第三排站在板凳上。班主任站在最左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头发烫着小卷,脸上带着那个年代老师特有的严肃表情。我在第一排最右边,蹲在地上,眯着眼睛对着镜头笑,门牙掉了一颗,看起来傻乎乎的。

我盯着照片里那个缺了颗门牙的自己看了很久,心里涌上一种很奇特的感触。二十年了,照片里的教学早已经拆了,花坛填平了,同学们天南海北,有些人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到了。

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

那里站着一个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穿一件红白条纹的毛衣,双手规规矩矩地垂在身体两侧。她长得不算漂亮,但很白,在一群晒得黑黢黢的农村孩子里格外扎眼。她对着镜头笑得很拘谨,嘴角往上翘着,但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那个年龄的疏离感,好像拍照的时候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镜头上,而是在看镜头后面的什么东西。

我想起她是谁了。她叫周小梅,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家也搬走了。搬走之后再也没有人联系过她,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正当我沉浸在这些回忆里的时候,刘芳又发来了一条消息。这次不是照片,是一段文字,写在微信对话框里,字体是系统默认的黑色,但我看着那段文字,后背却一阵一阵地发凉。

“你记得周小梅吗?她死了。”

我愣了几秒钟,回了一个问号。刘芳那边的“正在输入”闪了好一会儿,最后发过来一大段话。

“她搬到外地之后过得不太好。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打工认识了一个男的,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她丈夫有暴力倾向,喝了酒就打她,她忍了好多年。去年夏天,她从租的房子五楼跳下来,送医院没救过来。她娘家人把她的东西从婆家搬回来的时候,在她枕头下面找到了这张照片。她枕头下面只放了这一样东西,压得平平整整的,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她妈说,她死之前那天晚上给她妈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特别的,就是问了一句——‘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她妈说当然记得,她就笑了,说我也记得,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又点开那张照片,放大到周小梅的脸。她站在第三排正中间,红白条纹的毛衣,拘谨的笑容,疏离的眼神。她在看镜头后面的某个东西。她在看什么?

侯车厅的广播响了,我的那趟大巴开始检票。我把照片保存到手机相册里,拖起行李箱往检票口走。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张照片。在想枕头下面只压着一张二十年前的小学合影是什么感觉。在想一个人要从婚姻的围城里走出来,从五楼的窗户里走出来,她得绝望到什么程度。

上了车,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旁边坐了一个中年男人,一坐下就开始打鼾。大巴缓缓驶出客运站,窗外的城市街景逐渐变成郊区的水泥路和秃顶的山。我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里周小梅的脸。她的笑容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遍比一遍清晰。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个我刚才在候车厅里忽略的、细思极恐的细节。

我把手机掏出来,打开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把画面拖到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像素不高,放大了之后有些模糊,但我还是看清了。周小梅的手垂在身体两侧,规规矩矩的。她的右手手腕上,赫然有一道黑色的印记。不是阴影,不是照片的污渍,是一道横贯手腕的、细长的、颜色比皮肤深很多的痕迹。那道痕迹的位置、方向、长度,恰好跟割腕留下的伤疤一模一样。

可是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那时候周小梅九岁,上小学三年级。她还没有嫁人,没有认识那个酗酒的丈夫,还没有经历那些让她有一天会站在五楼窗口往下看的绝望。她那时候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手腕上不该有任何伤痕。我反反复复地看那道痕迹,怎么看都不像照片的污渍或者扫描的时候产生的瑕疵。它的边缘很光滑,跟皮肤的纹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愈合了很久的旧伤疤。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二十年后死在那个出租屋楼下的周小梅,她的伤痕,出现在了二十年前的照片里。不是在她死后,而是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道疤就已经在了。

我退出照片,打开跟刘芳的对话框,想问她知不知道周小梅手腕上有伤的事。打了一行字,还没发出去,刘芳的消息先到了。跟刚才一样,是一张照片加上一段文字。照片拍的是一张作文纸,纸已经发黄了,上面是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是小孩的笔迹。作文的题目是——《十年后的我》。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字迹。因为那是我写的字。我小时候写字有个毛病,总是把“我”字最后那一撇拖得很长,老师纠正了很多次都改不过来。这篇作文是三年级下学期语文课上写的,当时班主任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一篇,然后当众朗读。我记得周小梅也读了她的,她写的是十年后要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我那篇写的什么我忘了,大概是想当科学家宇航员之类的东西。

但这张照片里拍的不是我的作文。是周小梅的。刘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周小梅的遗物,翻出了这张作文纸。作文的正文只有短短几行字,铅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跟她当学习委员时帮老师批改作业的笔迹一样认真。

“十年后我二十五岁。我想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子里,种很多花。我想养一只猫,白色的。我想每天都能看到太阳落山。但如果这些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十年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最后那句话没有句号,像是没有写完。或者她已经写完了,只是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

我盯着那行字,手开始发抖。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作文里写“十年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这句话在当时读到的人眼里,大概只会当作小孩子不谙世事的胡话,天马行空的想象。但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回看这句话,它读起来不像是一篇作文,更像是一封遗书。一封提前二十年写好的遗书。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车窗外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我锁了手机屏幕,把手机扣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反复闪现两个画面——二十年前教室里那个扎羊角辫、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小女孩趴在课桌上,用铅笔一笔一画地写她的命运。二十年后城市某个昏暗的出租屋里,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把一张老照片压在枕头下面,站在五楼的窗口,看太阳落下去,然后一步跨了出去。

她问妈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因为长大后她的脸已经被生活打得面目全非了。她照着镜子,找不到那个扎羊角辫的影子。只有枕头下面的老照片还记得她曾经的样子。她把照片保存了二十年,从九岁到二十九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张课桌到一个五楼的窗口。也许她一直都知道,那个九岁的小女孩没有说谎——十年后她真的不在了。

大巴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拖着行李箱走进老家的院子,看到我妈站在门口等我,围裙上沾着面粉,身后是温暖的橘色灯光。我走过去抱了抱她。她愣了一下,说你多大了还撒娇。

我笑了笑没说话。上楼的时候我把那张班级合影又翻出来看了一眼。照片里我蹲在第一排,缺了颗门牙,笑得没心没肺。而在我身后两排,一个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小女孩,把手腕上那道还没有任何来由的伤疤规规矩矩地藏在身体一侧,对着镜头笑。

她的笑容跟作文里最后那句话一样,平静得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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