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赣州开发区那边的一家公司上班。公司在工业园区,位置很偏,最近的公交站要走一公里多。上下班有班车,但加班的人坐不上,只能自己想办法。我每周大概加三四次班,每次到公交站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301路是唯一一条经过工业园区的公交线,末班车晚上十点从始发站发出来,到我们这一站大概是十点二十左右。错过这一班,就得花五十块钱打车回去。所以每次加完班我几乎是跑着去公交站的,生怕赶不上。
那天是十二月十九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前一天刚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冻雨,路面结了一层薄冰,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我加班到十点零五分,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园区里路灯稀稀拉拉的,大部分厂房的灯都灭了,只有几盏安保灯在远处发着蓝幽幽的光。我裹紧外套,踩着结冰的路面一路小跑到公交站。到的时候站台上已经没人了,站牌的灯箱坏了一半,一闪一闪的,照得地上那块站台黄线忽明忽暗。我喘匀了气,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十点十八分,还好,赶上了。
等了大概三四分钟,301路来了。
车从路口拐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正常来说,末班车的车厢里应该亮着灯,远远看过去像一个大光块从黑夜里移过来。但这辆车没有开灯,车厢里是黑的,只有车头两只大灯亮着,惨白的光打在结冰的路面上。我以为是司机为了省电关了几盏灯,也没多想,等车停稳了就从前门上了车。
上车之后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车上一个人都没有。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棉袄,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车厢里的灯确实关着,只有仪表盘上那一点微弱的绿光照着他的手。我刷了卡,习惯性地说了一句“到中山西路”,他没应声,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伸手按了一下关门的按钮。
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像是很久没有通过风了。车开动了,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我掏出手机刷了一会儿,发现信号很差,网页怎么都加载不出来,连微信消息都发不出去。我把手机揣回兜里,靠着车窗发了会儿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觉得哪里不对。
我坐这条线路几十次了,每一次的路线都烂熟于心。从工业园区出来,第一个路口左拐,然后过两个红绿灯上主干道,再一路直行穿过老城区,到我下车的那一站全程大概四十分钟。但今天这辆车没有在第一个路口左拐。它直直地往前开了,开进了一条我不认识的路。
我直起身子,往窗外看了看。路两边没有路灯,没有店铺,没有任何灯光,只有光秃秃的行道树在车灯的照射下快速后退。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甚至不知道工业园区附近还有这么一条路。
“师傅,是不是走错了?”我冲前面喊了一声。
司机没有回答。他双手握着方向盘,姿势僵直,背挺得很直,像是一尊雕塑。车继续往前开,速度不快不慢,平稳得像是在水面上滑行。我又喊了一声,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我心里开始发毛,站起来扶着扶手往前走了几步,想走到司机旁边去拍他一下。就在我走到车厢中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样东西,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车厢后半部分不是空的。
后排角落里坐着一个人。
刚才上车的时候我明明扫了一眼全车,一个人都没有。但现在那里确确实实坐着一个人。那是一个老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老式棉袄,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头微微低着,像是在打盹。他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五官,但我能看到他头顶稀疏的白发,在窗外偶尔闪过的微弱光线里泛着灰白的光。
“大爷?”我试探着喊了一声。他没有反应,连姿势都没有变。我犹豫了一下,往后退了两步,重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跳得很快,脑子里飞速转着各种念头——也许是我上车的时候没注意到他,也许是他在后面几站上来的,我在刷手机没留意。但这些解释都说不通,因为这辆车从头到尾没有停过,从工业园区出来到现在,一个站都没停。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那这个老人是从哪里来的?
车厢里越来越冷了。不是冬天正常的那种冷,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阴冷,像是坐在一个巨大的冰柜里。我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黑暗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我紧了紧外套,缩在座位上,眼睛死死盯着前排那个一动不动的司机和后排那个一动不动的老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是一块三明治里的肉馅。
车又开了大概十分钟,一直走在那条我不认识的路上。窗外的景色始终没有变过——光秃秃的树,结冰的路面,无边的黑暗。忽然,后排的老人动了。他的头缓缓地抬了起来,很慢很慢,像是颈椎生了锈,每一寸移动都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僵硬感。他的脸从阴影里一点一点地移出来,在窗外微弱的光线里逐渐显露。那是一张极其苍白的脸,白得发青,嘴唇是灰紫色的。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瞳孔是浑浊的灰白色,直直地盯着前方——盯着我的后脑勺。
我透过前面座椅靠背和车窗之间的反射看到了这一幕。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浑身汗毛全部竖了起来。我不敢动,不敢回头,甚至不敢把目光从玻璃上的反光移开。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干涩,像是生锈的铁器在互相摩擦。
“小伙子,你坐过站了。”
我猛地站起来,冲到司机旁边,伸手就去拍他的肩膀。我的手指触到他肩膀的一瞬间,传回来的感觉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不是人体的触感,肩膀是硬的,冰凉的,像是拍在一块冻透了的石头上。我下意识地加大了力气推了他一把,他的身体往旁边一歪,帽子从头上滑落,露出了一张脸。
那不是活人的脸。他的面色灰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翻出了血痕,皮肤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霜。他看起来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很久,久到了整个身体都被冻透了。但他的手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的脚也动了——踩在了刹车上。公交车猛地停住了,巨大的惯性把我甩了出去,额头撞在投币箱的金属边角上,嗡的一声,眼前一黑。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趴在地上,额头疼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挣扎着爬起来,车厢里的灯亮了,明晃晃的日光灯照着空荡荡的座椅。司机不见了。后排的老人也不见了。整辆车只剩下我一个人。车门大敞着,冷风呼呼地往里灌。车停在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不是工业园区,也不是老城区,而是郊区一条荒凉的小路上。路两边是农田,远处隐约能看到几栋黑漆漆的民房。
我跌跌撞撞地冲下公交车,站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小路上,茫然地掏出手机想叫网约车。手机屏幕亮了,时间显示的是凌晨三点四十二分。我愣住了。我在工业园区上车的时候是十点二十。就算绕再远的路,这辆车也不可能开了五个多小时。然后我看到了手机上弹出来的日期,所有的侥幸心理在那一瞬间全部粉碎。
日期不是我上车的那一天。是第二天。
不对,是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一号。
我少了一天。不是几个小时,是整整一天。我在那辆公交车上待了超过二十四个小时。而我对此没有任何记忆,感觉上只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更诡异的是,我身上没有任何长时间滞留的痕迹。衣服是干净的,脸上没有胡茬,身体没有因为久坐而产生的酸痛,额头上的伤口是新的,血还没有干透。
我用发抖的手指打开通话记录。里面空空如也。最近通话全被清空了。我试着拨了一个号码出去,打给我妈。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妈的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刺啦刺啦的全是杂音,勉强才能听清她说的话。
“你跑哪去了?打了两天电话都不接!你公司说你前天晚上没回去,你住的地方也没有人,我们都快急死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我坐了一辆公交车,然后就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了。我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现在在哪,我让你爸去接你。我给她发了定位,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爸妈开着车从市区赶过来了。我爸看到我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铁青着脸把我拽上了车。我妈抱着我哭了一路。
回到家之后,我病了整整一个礼拜。高烧不退,吃什么都吐,医生说是急性感染合并严重的应激反应,具体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我退烧之后去查了301路公交车的运营信息,得到的答复是:301路的末班车在十二月十九号晚上因为道路结冰发生了事故,在工业园区那个路口左拐的时候刹车失灵,滑出了路面,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司机当场死亡。车上没有乘客。
没有乘客。那我那天晚上坐上的那辆车,到底是什么?那个开车的司机,那个坐在后排的老人,他们都是谁?我在那辆车上失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
后来我换了一份工作,换到了一个完全不需要坐公交车的区域。不是矫情,是我真的不敢再坐末班车了。有时候晚上走在街上,看到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会忍不住往车窗里看。车厢里亮着灯,人们低着头看手机,或者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一切都那么正常。
但偶尔,我会在末班车的后排看到一个穿灰色棉袄的老人,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头微微低着,像是睡着了。
车从我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会缓缓抬起头,冲我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