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姐结婚那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婚礼被吓哭。不是我矫情,是那场婚礼从头到尾都不对劲,从新娘子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跟在她身后一起进了门。
我叫赵小北,老家在山西一个叫赵家峪的村子。我们那边的婚俗很传统,新郎新娘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一样都不能少。新娘子进门的时候要跨火盆,婆婆要在门口撒五谷,嘴里念叨着吉利话。这些我都见过,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我表姐那场婚礼上多了一样东西——红盖头。
现在城里人结婚已经很少用红盖头了,新娘子穿婚纱戴头纱,西式的很。但在我们那边,老一辈人坚持要盖红盖头,说红盖头能辟邪,能挡住路上的脏东西,新娘子顶着它进门,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就认不出她的脸。我表姐本来不想盖,嫌土,但我大姨死活不同意,说这是规矩,不盖红盖头就不算明媒正娶。
表姐拗不过,只好盖了。红盖头是我大姨亲手缝的,用的是老柜子里存了十几年的红绸布,四四方方的一块,四个角各绣了一朵牡丹花,边上一圈金色的流苏,确实好看。但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那块红盖头戴上去之后,表姐的脖子弯了一下,像是红盖头的重量超出了她的预期。一块绸布能有多重?但我表姐当时的反应就是被压了一下,肩膀都跟着往下塌了一截。旁边的人都在笑,说新娘子害羞低头了,只有我看到表姐的手在发抖,不是紧张的那种抖,是用力撑着什么东西的那种抖。
婚礼是在我大姨家的院子里办的,摆了十几桌酒席,热闹得很。我坐在小孩那一桌,正对着堂屋的门,能看到里面拜堂的全过程。拜天地的时候一切正常,拜高堂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到夫妻对拜的时候,新郎和新娘子面对面弯腰鞠躬,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表姐弯下腰的时候,红盖头的流苏没有跟着往下垂,而是往两边飘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红盖头下面吹了一口气。
我拉了拉旁边我妈的袖子,让她看。她正跟旁边的婶子聊天,没理我。我再转头去看的时候,夫妻对拜已经结束了,表姐被送进了洞房。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我心想大概是自己眼花了。
真正让我确定这场婚礼不对劲的,是敬酒的时候。
按规矩,新娘子要挨桌敬酒。表姐换了一身红色的旗袍,红盖头摘了,头发盘得高高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她端着酒盘,新郎端着酒壶,两个人一桌一桌地敬过去。敬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我近距离看了表姐一眼,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她的口红花了。
不是喝多了酒蹭掉的那种花,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舔过一样,嘴唇中间的颜色淡得几乎没有了,但嘴角两边的口红却异常鲜艳,像是被什么东西抹开了一样,一直延伸到嘴角外侧,画出一个不自然的弧度。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也没敢说什么,毕竟是小孩子,怕被大人骂。
敬完酒以后,表姐又回了洞房。按照习俗,新娘子在洞房里等着,新郎在外面陪客人喝酒,等客人散了再入洞房。我吃完席以后没事干,跟几个表兄妹在院子里跑着玩。跑到洞房窗户底下的时候,我听到里面有声音。
洞房的窗帘是拉着的,但留了一条缝。我透过那条缝往里看,看到表姐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那个坐姿很不自然,像是被人摆成那样的。她的红盖头又重新盖上了,但她进门的时候明明已经把红盖头摘了,谁又给她盖上去的?
红盖头下面的流苏纹丝不动,屋里没有风,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但盖头下面突然鼓起了一个小包,就在嘴的位置,像是里面有人在用舌头往外顶。那个小包一鼓一鼓的,非常有规律,跟呼吸的节奏完全一致。然后我听到表姐说话了,她的声音闷在红盖头里面,含含糊糊的,但我还是听清了她说的内容。
“我不嫁了,让我回家。”
声音是表姐的声音,但那语气不是她的语气。表姐跟姐夫是自由恋爱,谈了好几年,结婚前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怎么可能在婚礼当天说“我不嫁了”?而且那句话的尾音拖得很长很长,像是被人掐着嗓子硬挤出来的,又尖又细,一点都不像表姐正常说话的样子。
一个来参加婚礼的亲戚路过看到了我趴在窗户上,把我拽走了,说我调皮捣蛋。我不敢把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只能跑到前院去待着。整个下午我都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天擦黑的时候,客人差不多散完了,只剩下几个近亲还在帮忙收拾桌椅碗筷。新郎喝得有点多,被人架着往洞房走。就在他走到洞房门口,手刚碰到门把手的时候,里面传出了一声尖叫。
那声尖叫太惨了,不是害怕的尖叫,是疼的尖叫。像一个被烫伤的人发出的声音,又尖又长,划破了整个院子。新郎的酒一下子就醒了,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我跟在大人后面挤到门口,看到了屋里的景象。
表姐坐在地上,后背靠着床沿,红盖头还盖在脸上。但红盖头上多了几个洞,不是火烧的,也不是撕破的,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腐蚀了一样,绸布上出现了几个拳头大的窟窿,窟窿的边缘发黑卷曲,散发着一股焦糊味。透过那些窟窿,能看到表姐的脸——她的脸上出现了大片的红斑,红肿发亮,像是被烫伤了,但屋里没有任何热源。
大姨冲上去想揭开红盖头,手刚碰到流苏就像被电了一样缩了回来,她尖叫着说红盖头是烫的。我姨夫也上去试了一下,手指刚捏住盖头的一角就甩开了,说烫得不行,像是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
最后还是我奶奶有经验。她去厨房端了一盆冷水,又抓了一把糯米撒在水里,整盆水往红盖头上泼了过去。水浇到盖头上的一瞬间,冒出了一股白烟,还伴随着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在盖头底下尖叫了一声。然后红盖头终于落了,轻飘飘地落在表姐的膝盖上,布料被水浸透了,上面的窟窿还在往外冒着热气。
表姐的脸肿得不成样子,从额头到下巴全是红斑和水泡,好在眼睛鼻子嘴都还在,没有真的毁容。她被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处理了伤口,医生说是一度烧伤,不算严重,但肯定会留一段时间的疤。
我问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奶奶把那张烧了好几个窟窿的红盖头拿过来,翻到背面给我看。红盖头的背面本来应该是干干净净的红绸布,但现在上面多了一样东西——几根头发,又黑又长,缝进了绸布的夹层里。头发是缝成一个圈的,正好围在红盖头中间的位置,对着新娘子头顶心的方向。
奶奶说,红盖头能辟邪不假,但红盖头的布不能随便用。我大姨用的那块红绸布,是从老柜子里翻出来的,放了十几年,早就沾了不知道多少潮气。更关键的是,那块布被人动了手脚——头发缝在夹层里,这是有人要害新娘子。头发是女人的头发,而且极有可能是死人的头发,死人头发缝进红盖头里,新娘子顶着它进门,就等于把死人的怨气顶在了自己头上。怨气压不住新娘子身上的阳气,就会反噬,红盖头烧起来是怨气发作了。
大姨一听这话,当场就软了,瘫坐在地上。她说红盖头是她亲手缝的,布料是从她自己的嫁妆箱子里拿出来的,放了十几年没用过,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奶奶问她,那个箱子除了你还有谁能打开。大姨想了半天,脸色突然变了。
她说大概一个月前,她在家准备嫁妆的时候,村里一个姓孙的寡妇来串过门。孙寡妇在她屋里坐了一会儿,还夸她手艺好,说红盖头绣得漂亮。大姨当时在穿针,让孙寡妇帮忙把红盖头拿了一下,就放在她手里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但就是那两分钟,足够有心人动手脚了。
孙寡妇为什么要害表姐?后来的事情我是听我妈说的。孙寡妇有个儿子,比表姐大两岁,从小就喜欢表姐,但表姐对他没那个意思。孙寡妇托人来说过媒,被大姨一口回绝了,因为那小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后来表姐跟姐夫订了婚,孙寡妇的儿子喝醉酒在大街上骂了好几天,说表姐嫌贫爱富。再后来那小子骑摩托车去镇上,在盘山公路上冲出了护栏,摔死了。孙寡妇把儿子的死怪在了表姐头上,觉得是表姐拒绝了这门亲事才让儿子想不开的。
这些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我从卫生院回到家,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院子里一片狼藉,白天办喜事摆的桌椅还没收拾完,红色的塑料凳子东倒西歪地散在地上。
我翻了个身,脸朝向窗户的方向。然后我看到窗台上放着一团红色的东西,揉得皱巴巴的,是那张烧了好几个窟窿的红盖头。不知道是谁把它从洞房里捡出来扔在了窗台上,被风吹得一半搭在窗沿上,一半垂在外面。
我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看到红盖头动了一下。不是被风吹的,因为没有风。它是从里面往外鼓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封在那块烧焦的红绸布里,正试图往外爬。我吓得把被子蒙在头上,一整晚没敢再探头。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窗台。红盖头不见了。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问了我妈,她说她没动过,问我爸也说不知道。奶奶知道以后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掉了的盖头不用找,走了的东西让它走。就怕它不是走了,是找下一个去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婚礼上见过那块红盖头。但我表姐每年清明节回村上坟的时候,都会在村口的岔路口烧一沓纸钱,嘴里念念有词。我后来问过她一次,烧纸钱是给谁烧的。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了一句让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的话。
“给那个替我还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