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96］。
这里还有一条具体的西河，它上接京、索二河。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未收入此西河，而所标京、索二水也低觉太短，仅在郑州境内。
而据王，克基源出郑、许州界之说，京、索二水似还应当由郑州向南延伸进许州（元丰后称颖昌府）境，然后汇合于西河。
而今天河南平顶山煤矿就在这里，它的北面、东面及南而几乎为许州（颖昌府）所围（参看谭共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
北宋西河石炭纲是否又与此地煤炭有关？
这恐怕还需要深入研究。
而今天河南省的煤炭储量居全国各省区前列，煤田就是分布于京广铁路以西，北起鹤壁、焦作，南到平项山的这一地区内。
现在，再回到河北西路最北端的真定府来看，前而已说过，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废真定府石炭务一事。
这说明公元一○三二年以前，这里的煤炭也是由政府垄断专卖的。
具有政府专卖价值的商品，往往是那些生产与消费量较大的产品。
由此看来，真定府煤产量也不会少。
综合上述河北西路的情况，可看出地当华北煤田区的河北西路，从其最北端的真定府到最南界的怀州，这一广大地区的煤田从北宋前期就已被开发利用。
陕西各路煤炭税则又不同，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陕府西路转运司杜詹奏请本路近边各地商税，请就近直接送纳附近州军作军费，其中有关煤炭税的记载是：“邠州永昌、韩村、秦店、左胜、洪河、龙安庄、曹公庄、房陵村、李村买扑石炭，定平县张村、陵头村等务并赴宁州”
［97］。
这些村、镇小地方，大概是因为地处偏僻之地，煤炭税零散，税务官员又不愿前去，所以朝廷干脆以买朴这种商人包税的形式来收取此方煤炭税。
值得注意的是，邠州也是北宋的产铁之地，铁器十分有名，共中火筋、剪刀被列为上供之品［98］。
综合前述的延安地区以及耀瓷煤炭取给地的铜川煤矿，我们可发现，北宋陕西路这些地区的用煤基本上与今陕西省煤田分布于本省北部及渭水以北的情况相一致，象铜川地区也是今日陕西省的主要煤炭基地。
北宋时用煤稍晚的地区就是位于我国淮北煤田区的徐州，它是从《石炭诗》所说的元丰元年找到煤炭以后开始用煤的。
整个北宋的煤炭税及煤炭官卖，虽时有废免，但总的趋势是有增无减。
尤其自徽宗崇宁以来，“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
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
［99］。
说明不仅沿汴河地区增加了煤税征收点及新增二十多个官卖煤炭场，而且“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
，官卖石炭遍及全国。
这一情况，一方面暴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贪婪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宋晚期，煤的消费量也在急剧上升，统治者才会感到此中利大可图。
重和二年（公元1119年）八月十八日，吏部在“选人任在京窠缺”
的官位时，提及“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京城新置炭场”
［100］这样一些官卖煤炭场的情况。
根据吏部是在派选京城官员，以及《东京梦华录》在记述开封仓储库房时也谈及“河南北十炭场”
［101］的情形来看，上述二十多个官卖煤炭场的分布，应当是在开封或京畿地区。
这说明北宋后期，开封已成为当时民用煤炭的最大消费区。
前面说到的“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
，就是与开封的煤炭消费有关。
所以，南宋人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102］。
这里的“无一家然薪者”
虽属夸张之词，然北宋后期的开封确有“尽仰石炭”
之实。
而朝廷从煤炭税及官卖煤炭中图利的结果必然要影响到广大煤炭消费者的消费利益。
还在哲宗元符年间，民间就已有了“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
［103］的反映。
当时哲宗朝的煤炭官卖及炭税，都远不及以后的“崇宁以来”
的徽宗朝恶劣而尚且还如此扰民。
那么，到了徽宗时代（公元一一○一——一一二四年），其恶劣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廷曾作过委婉解释和动听承诺：“石炭自近年官中收买，置场出卖，后来在市价转增高，实于细民不便。
诏罢平准务，仍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
［104］。
从这一解释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煤炭官卖的低价进高价出的掠夺实质。
至于“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
的许诺，则不到两年，就为所谓“崇宁以来”
的事实所拆穿，不过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
结束语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
陈尧佐漕河东时，始除其税。
元丰元年，徐州始发，东坡作诗记其事”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