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长期被视为体面而正当的出路,出任法官、执业律师或进入行政机构,均被社会普遍认可为精英岗位。
然而,岗位供给并未同步增长,法院编制固定不变,律师事务所的职位容量有限,资深人员不退,新人便难以进入。
至1911年,法律系毕业生数量已开始回落,但这一回落为时已晚,此前数年累积的待业人群仍在排队等候。
这些法律毕业生虽然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失业者,他们家境殷实,能供给他们读大学。
其文化水平尚可从事文书、抄写、代拟诉状等辅助性工作,但其薪酬水平与工作内容均与预期严重偏离。
修习四年法律却以替人誊写状纸为业,其心理落差难以消解。
此类人群之所以易于滋生事端,根源不在贫困本身,而在于其认为自身不应沦落于此,容易出现中产阶级消极和国家依附感削弱。
而到了医疗领域则呈现另一种态势。
医生数量仍在急剧膨胀,其动因在于医疗保险体系的扩张。
德国疾病保险制度推行之后,城市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骤然上升,随着近年医保持续扩张,就医人数增加,医生供给随之扩大。
然而医生数量一旦过剩,竞争便趋于激烈。
城市中开设诊所的很多,随便一条街上可挂出七八块招牌,但是病源有限,总共就那一些病人。
患者自然会择价低者就诊,这让中小型私人医疗机构几乎难以维持,经营不善者相继停业,停业者即转为失业人口。
这些人具备专业技能、学历文凭与社会体面,唯独缺少病人。
再往下则是哲学及纯文化类学科的情形。
中学教师数量早已极度膨胀并远超需求,一个教席空缺,应征者络绎不绝,与之相对,大学教授职位则极度稀缺,一个正教授空缺便为全国所瞩目。
二者之间的落差,产生了一定学术无产阶级化的现象。
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年至四五十岁仍任编外讲师,只能领取微薄讲课费,等这某位老教授退休或去世。
他们并非缺乏学识,而是缺乏职位。
这一状况对广大无产阶级而言兼具利弊。
其利在于,读书人数量增加后,知识不再为富裕阶层所独占,工人子弟亦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从长远看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基础。
其弊在于,这些接受了教育却无法获得相应职位的人聚集于城市,彼此可见,怨气亦相互传染。
他们既不愿成为普通工人,也不肯回乡务农,悬置于中间状态又不是有产者,也不是完全的无产者,是最易被动员的一批人。
而与此同时,德国警察机构长期沿袭旧制,办案倚重口供与经验,侦查手段粗疏。
遇有疑难案件,往往急于结案,遂有拷问逼供,罗织罪名的情况,更有甚者 为了破案率好看,不惜构陷无辜,杀良冒功。
此类案件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日渐消磨。
城市之中,警察入巷即遭侧目,举报线索者寥寥,协助缉凶者更少。
积怨已久后的民众小则聚众滋事,大则酿成骚乱。
办案水平之不足已经不只是普通的技术问题,现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动荡之源。
但反观其他雷强,则已有成法可循。
英国苏格兰场自建立以来,即注重侦探之专业训练,现场勘查,痕迹比对,档案登记皆有章程。
凡有案件,必留记录,积年累月就成了可资检索的专业系统。
法国则推行凡接触必留痕的新型刑侦方法论,人身,器物,场所,一经接触,必有痕迹可寻。
而德意志人以纪律与严谨著称于世,军队如此,工厂如此,官署亦如此。
然此次警务一事,反让他人走在了前面。
此中反差,恰成一记反向的激励,纪律若只用于操练与文书,则严谨只是走了个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