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比赛不是第一次,但写这种题目,是第一次。”我说。
王梅点了点头,转过身去面对投稿箱。她低头看着自己那摞稿纸,左手把封面的标签纸又按了按,像是在确认那三个字还好好地贴在上面。
然后王梅把稿纸从胳膊底下抽出来,双手举着,从投信口送了进去。
稿纸塞进去的时候,纸边碰铁皮内壁,发出一串细密的摩擦声——先是封面,然后是一页一页的纸面依次滑过铁皮边缘,像一阵风吹过一摞没有压住的书页。最后一页进去的时候,整摞稿纸落底,和其他信封堆叠在一起,发出一声闷实的、被纸张自身重量压住了的钝响。
王梅的手在投信口外面停了一拍,然后收回来,在膝盖上抹了一下。她把掌心翻过来看了两秒,像在确认那上面有没有留下什么。
王梅退开一步,让出了投稿箱前面的位置。
“到你了。”王梅侧过身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
我走上去。
信封底部贴着我的右手掌心,被体温焐热了。纸面边缘带着一路骑行后微微的潮气,被手心汗渍润过,边角已经不锋利了。
我伸手,把信封从投信口推进去。
先是信封上半截滑进去,纸边碰铁皮内壁,发出一声干燥的摩擦声。然后是下半截——整封信落进去的时候,信封底部碰到底层其他信封的纸面,发出一声极轻的闷响,像一枚硬币落进一个已经装了半罐硬币的铁罐里,被其他硬币接住了。
那声响很轻,短促的,像一句话的末尾被轻轻点了一下。
信封落在信箱底部的时候,我听见它滑进去之后又停住了。铁皮内部的回声被其他信件吸收了,没有余响。
我站在投稿箱前面,没有立刻走。
信箱里现在多了两封信——一摞厚厚的稿纸,和一个米白色的牛皮纸信封。它们和别的信封安静地堆叠在一起,像一群还没有被翻开就被合上了的日记。
王梅站在我身后大约半步远的地方。她没有催我,就那么站着。风从她站的方向吹过来,带着她身上洗衣粉的气味,清淡的,像被太阳晒过的棉布。
“对了,”王梅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不高不低,像想起一件不那么重要所以可以随口一提的事,“我刚才投信的时候,门卫室窗台上放着一封从郑州寄来的信。”
我转过身看着王梅。
“信封右下角的寄件人写的是‘慕容晓晓’。”王梅说,手指搭在车锁的钥匙孔上,没有拧,“收件人写的是‘江河油田四中校刊编辑部’。封口贴得整整齐齐,边角压平了,像是认真写的。看那个信封的厚度——比咱们的都要厚。应该有五六页纸。”
王梅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锁舌弹开,一声清亮的“咔嗒”。
“她也在郑州投稿了?”我问。
王梅把车锁从铁栏杆上取下来绕在车把上,抬头看了我一眼:“看那个样子,不是寄着玩的。她写的应该也是同一个题目。”
王梅把车推出来,靠在自己身边站着,目光从投稿箱上移开,落在我的脸上:“你写了香港回归,她不知道写了什么。但如果她也寄了,那就是隔了五百公里,两个人同时在做同一件事。”
我站在投稿箱前面没有说话。风从传达室窗口穿过来,带着报纸油墨的气味和李大爷屋里那台老旧电风扇转动的嗡鸣声。
晓晓没跟我说过这件事。电话里她提过背《过秦论》、提过卖衣服、提过周老板夸她手快,但从没提过写征文的事。
“那挺好。”我说。
王梅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弯,那弧线很短,像水面被风吹了一道极细的褶就平了。
“那我先走了。”王梅跨上车,坐垫被她坐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短促的弹簧响,“家里还晾着衣服,我妈让我天黑前收回去。”
“慢点骑。”我说。
王梅蹬了两步,车链条转动的声响均匀地响起来,麻花辫在背后晃了一下。她骑出两三米远,捏了一下车闸回过头来,侧着身看我:“陈莫羽。”
“嗯?”
“你那个开头——‘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改变的不只是香港’——后面写的什么?”
我想了一下:“写的是沙河边的烟花。一百多人在操场上抬头看,彩色烟花炸开的时候,整条沙河都被照亮了。”
王梅听完安静了两秒。然后她把车蹬出去,背对着我扔了一句话过来:“那你写的也是沙河。只不过你用了一个更大的杯子装它。”
车链声沿着路面远去了,拐过路口的时候麻花辫在侧影里跳了一下就看不见了。
我重新转过身面对投稿箱。
铁皮外壳在夕光里泛着暗红色的哑光,投信口那道被磨亮的弧线边缘正在慢慢变暗。里面那两封信——晓晓的和我的——和别的信封安静地堆叠在一起。她从郑州寄来的那封,可能昨天到的,可能前天到的,也可能今天上午刚到。邮差放它在门卫室窗台上,李大爷把它收进了投稿箱,和其他参赛稿件放在一起。
晓晓寄的那封和我寄的这封,隔着一整座城市的距离开始写,在同一个下午的同一枚投稿箱里汇合了。中间只隔了几层牛皮纸——隔得不算远。封口边角压平了,手写的,和晓晓平时写信给我的习惯一模一样。
我转身往回走,推车从小门出去。
李大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报纸边角在窗台上被风吹起又落下。
“投了?”李大爷问。
“投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