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贾永涛、丁琳琳、叶云开、刘莉莉、朱娜、王梅、金丽、杨红星、肖恩、江晓曼……所有人都在。
藤萝架上挂满了彩灯,红的黄的绿的蓝的,像瀑布一样垂下来。
十一点半,几百人一起盯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牌倒数。
零点整,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缓缓升起。
操场上几百人同时站起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
我站在晓晓旁边,她的手在我手心里,一直在抖。
烟花开始放的时候,晓晓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都仰着头看。
那是我十六年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夜。
我把这一句写进稿纸的时候,笔尖在“最重的一夜”五个字上停了一下。
那一夜之后发生了很多事。
那年改变的,不只有香港。
那个夏天之后,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把一沓表格放在茶几上,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手里的笔忽然停住了。
不是因为写不出来,而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件事。
那一夜彩灯下的晓晓,和后来教我电路图的晓晓,是同一个晓晓。
那年夏天藤萝架上的彩灯,和她用铅笔画在草稿纸上的线圈,是同一根线串起来的两头。
晓晓站在彩灯下仰头看烟花的时候,马尾辫被风吹起来又落下。
发梢在灯光里泛着暖金色的光。
她握着铅笔在纸上画电路图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匀速移动,没有停顿。
像一个早就知道终点在哪里的人。
晓晓把纸转过来对着我,轻声说:“你看,这样就通了。”
通了。
我把两幅画面并排放着看了一会儿。
然后低下头,在稿纸的第二行开始写。
“但把我和那一年连在一起的,不全是那面旗。是一条线。一条被铅笔画在草稿纸上的线,红笔标着方向,像一条细长的血管从纸面这头通到那头。”
那是晓晓教我的电路图。
铅芯在纸面上磨出的那道银灰色轨迹至今还贴在我笔袋里的那张草稿纸上。
边缘已经起毛了,但银灰色的铅笔印还在,红笔标的电流方向还在。
她画那条线的时候,笔尖没有停顿,像早就知道终点在哪里。
我又想起父亲。
那天晚上他坐在沙发上,把买断协议摊开放在茶几上,沉默了很久。
客厅的灯白晃晃的,照在他后脑勺那几根新冒出来的白发上。
父亲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小羽,爸想好了。买断。”
那两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很轻。
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实从枝头松开,落进泥土里,发出一声闷响。
我问他:“为什么?”
父亲说:“拿了钱,可以自己做点小生意。总不能让你上不起大学。”
我那天晚上没哭。
但很多次想起他坐在沙发上的样子,眼睛都会发酸。
我写完这一句,把笔放下了。
窗外最后一抹夕光从书桌边缘滑下去,整间屋子暗了一度。
我伸手摸了一下笔袋侧面那张被折过很多次的电路图草稿纸。
纸面已经被体温和汗渍润得微微发软了。